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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三:发现篇——震惊世界的一次“意外”
甘肃日报 丨 文 施秀萍 | 图 敦煌研究院 丨 2016-9-5    访问量:  

题记: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没有假如。已经发生的一切,或许原本就是历史最好的安排。

自沙门乐僔于公元366年开窟以来,莫高窟经历了初创、发展到逐渐衰落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千余年来,先民们创造并小心地维护着这座文化圣殿。但后来有百余年时间,莫高窟如同消失了般,在历史记载中难寻踪迹。

直到有一天,一次偶然的“意外”,让敦煌的名字传遍寰宇。

意外发现,震惊中外

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当时吐鲁番的统治者占领。嘉靖三年(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州和沙州。

此后两百年,敦煌旷无建制,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废之地。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明代一度荒废的敦煌,终于再次受到关注。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于敦煌古城之东,设沙州卫,迁内地56州县民户至敦煌屯田,地方官吏开始注意保护莫高窟,清除窟内流沙。

其间,督修敦煌城的汪漋,发现《李氏再修功德碑》和莫高窟壁画,并写诗盛赞敦煌艺术。嘉庆年间,著名的西北史地学者徐松游历莫高窟,在《西域水道记》中,记录莫高窟碑刻文字,并探讨莫高窟创建年代和历史。道光十一年(1831年),敦煌知县苏履吉修撰的《敦煌县志》,附载了描述莫高窟的版画和诗文。

而莫高窟名闻世界的源头,则来自于一名道士王圆箓的意外发现。

王圆箓道士於莫高窟下寺正殿前-1907年斯坦因拍摄

王圆箓是出生于陕西的湖北麻城县人,因家乡连年灾荒,被迫外出谋生,后流落至酒泉入道修行。大约1892年,已近不惑之年的王圆箓走进莫高窟,感慨莫高圣境为“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随后,他定居此地,看护莫高窟,还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清理洞窟积沙。据传,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他就花了近两年的时间。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6万多件的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此揭开了莫高窟新的历史篇章。

王圆箓的墓志明确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自此,莫高窟引起世人关注。可惜,首先到来的多是疯狂的“掠夺者”。

疯狂掠夺,令人痛心

按说,王圆箓还算是个尽责的人。发现藏经洞后,他徒步数十里,赶往县城找到敦煌县令严泽,还奉送了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竟当作两张发黄的废纸。

1902年,王圆箓又向新任敦煌县令汪宗翰汇报了藏经洞的情况,这位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颇有研究的知县当即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却也只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番未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行程800多里奔赴肃州(今酒泉),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再后来,刚完成《语石》一书初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就任甘肃学政不久,就接到汪宗翰关于莫高窟藏经洞情况的报告,便托汪宗翰为《语石》一书寻找一些关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碑刻资料,却未下令对藏经洞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只是向甘肃藩台建议将这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离兰州路途遥远,仅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只好又“搁浅”,直到1904年,省政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

“据考证,王圆箓还给‘老佛爷’写过信,但并未寄出去。”著名敦煌学者赵声良告诉记者,但并非像传说那样,王圆箓斗胆写给“老佛爷”慈禧的秘报信泥牛入海,而是偏居一隅的一介道士根本没有渠道把信寄出去。

王道士与藏经洞频遭“冷遇”,可有人却视莫高窟为宝地,不远万里而来。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在黑水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3月,听说藏经洞消息的英国人斯坦因迫不及待地赶到敦煌,以四块马蹄银(约二百两)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200捆、文书24箱和绢画丝织物5大箱。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处获得写本570余卷。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藏经洞外观

业内人士分析,当时王道士将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逐级上报却无人过问,让他灰了心。二是急着筹款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完成自己的宏愿。三是斯坦因的“探险家精神”触动了崇尚唐玄奘的王道士,虽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却让了步。简言之,王圆箓贱卖珍贵敦煌文物是“政府不理、经济需求、信仰吻合”三大原因导致的。

此后,西方窃贼接踵而至。

1908年,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挑选经卷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将藏经洞遗物“翻了个遍”,以白银500两换得6000余卷汉文写本和不少古藏文写本、200多幅纸绢画、20余件木雕及大批绢幡和丝织品。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

1911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350两白银从王圆箓处骗买写本数百卷,还将两身精美塑像卷入行囊带走。

1914年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到敦煌收集了1.8万余卷写本和百余幅绢画,还剥离窃取了第263等窟的十余幅壁画和十余尊塑像。

1921年,在苏俄国内战争中失败的469名白匪军逃窜至莫高窟,在壁画上任意涂抹、刻画,并在洞窟内烧炕做饭,致使大批壁画被火燎烟熏。

1924年,华尔纳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供养菩萨像劫往美国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70两银子买通王圆箓,粘剥12幅壁画,带走第328窟的一尊唐代菩萨彩塑和第257窟的一尊北魏彩塑。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斯坦因把精美的敦煌文物传晓于全世界时,清朝官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千方百计地窃为己有。因此,偷窃一度成风,敦煌文物流失严重,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再历浩劫。

1910年,清政府终于作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文物装满6辆大车运往北京保存。可惜、可悲的是,狡黠愚蠢的王圆箓大量隐匿文物,而运送途中又被沿途官僚“雁过拔毛”,运抵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了18箱,仅8000多件,是出土时的五分之一,且大多已成残页断篇。

功过是非,尚无定论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后的种种行为,业内人士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历史罪人论”,一种是“无知黑锅论”。

“历史罪人论”者认为,如果王圆箓第一次盗卖文物是上当受骗,那么后来又连续5次以上在17年间继续盗卖文物,这肯定不是上当受骗。

“无知黑锅论”者则认为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向当地官员汇报,当时的政府却长达7年置之不理,半路出家的农民道士贱卖文物亦在情理之中。此外,若无引狼入室的中文翻译蒋孝琬,斯坦因不可能凭蹩脚中文从认死理的王圆箓处得逞;后来,斯坦因将大量敦煌文物暂存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也无人过问。再者,伯希和等人偷运文物路过北京时,还向中国官员和学者展示,京城名流谁也没有提出扣留这批文物,还设宴款待,中国海关也一路绿灯……故认为敦煌文物被盗卖,是王圆箓、蒋孝琬和当朝官员共同犯罪的结果。

历史地看,藏经洞发现之时,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国人政治意识上无暇顾及,文化观念上缺乏认知,经济实力上捉襟见肘,致使敦煌文物惨遭轮番掠夺。

据《西域考古图记》等相关史料记载,当时,西方人到中国带走文物时,都持有当地官方许可证,且一路官兵保护,一介道士根本就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客观地讲,王圆箓到达莫高窟时,莫高窟处于“废弃”的无人管理状态,王圆箓四处募捐,清理积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看护莫高窟的第一人”。据考证,“王圆箓生活很清贫,募捐以及贱卖敦煌文物所得均用在‘功德’上。”

引起争议的,还有第17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第17窟原为唐代高僧洪辩的修行禅窟。洪辩去世后,族人及弟子为示纪念,将禅室改为影堂,内塑洪辩塑像。但不知何时何因,这个洞窟存入了大量古代写经和艺术品,直到被王圆箓发现。

对于藏经洞封闭原因及时间,由于缺乏明确记载无法确知,但近百年来众说纷纭,并渐渐形成“避难说”和“废弃说”两种流派。“避难说”人士认为,在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西夏入侵沙州时或在1006年为防御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进攻沙州时,三界寺僧人有计划地封存了经卷、佛画、文书等。“废弃说”人士则认为,在11世纪初叶,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作为敦煌寺院的“神圣废弃物”而封存。

历史的争论继续留给历史。

无可争议的是:藏经洞的发现,让6万余件晋朝到宋朝的写本、刻本及各类文物,在封藏近千年后重见天日。这是人类近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推动了东西方学者的竞相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一门新兴学问——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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