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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敦煌学的开创者之一、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去世
甘肃古籍 丨  丨 2018-2-6    访问量:  

饶宗颐

2018年2月6日,

一代国学大师、西泠印社社长饶宗颐辞世,驾鹤西去。 

去年8月,饶宗颐刚刚过完百岁生日。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

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

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

他贯通中西之学,甲骨敦煌、梵文巴利

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

他,就是饶宗颐

当代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1917年,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

他的家族富甲一方,且家学渊源更是深厚

父亲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

他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

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

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

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

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

1935年由著名学者温丹铭举荐

年仅18岁且初中肄业的饶宗颐破格

被聘入中大广东通志馆中,专职艺文纂修


他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

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

对于他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

以至后来他编写的《广东易学考》

就直接得益于此时丰富的地方志藏书资料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他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

更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

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

《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

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

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

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

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

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饶宗颐 ,敦煌觀音,1980年代


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

又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

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

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

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

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后来,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

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

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这两部著作的问世

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


他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

研究的领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

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13大门类

他出版著作60余部,著述3000万言

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12卷

就达1000多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

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

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

有的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

而饶宗颐先生以中国人

却能通乎异国“天书”


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

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

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

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

这里挂满了他的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


饶宗颐的墨宝


饶宗颐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

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季羡林先生认为饶先生

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

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他

金庸也曾评价

“香港有他,已经不是文化沙漠”


2008年,“南饶北季”京城会师。

20世纪50年代饶宗颐与张大千合影于香港


饶宗颐先生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敦煌学大师,他曾五次莅临莫高窟,十分关心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和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2000年饶宗颐先生与觉光大师等人发起“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募款活动,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参加义卖,为敦煌莫高窟窟顶治沙防护林募集善款847300万元。

2010年11月18日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之友在香港筹办《聚焦敦煌―敦煌筹款晚会》,饶宗颐教授捐赠10张书画作品供现场拍卖,整个晚会共筹得善款1316.2万元,其中捐赠602万元用于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科研楼建设,饶先生亲自题字冠名为“饶宗颐楼”。

2010年8月8日,

为庆贺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95华诞,

推进敦煌学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

中外学者500余人云集甘肃莫高窟,

在此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


我和敦煌学 饶宗颐


敦煌学在我国发轫甚早。我于1987年写过一篇《写经别录》,指出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他已十分关注石窟经卷发现与散出的事情,有许多重要的报道。近时荣新江兄发表《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一文,刊于伦敦《IDP News》(1997年,七期),说得更加清楚。

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国内敦煌研究,浸成显学,专家们迎头赶上,云蒸霞蔚,出版物包括流落海外各地收藏品的影刊──英京、俄、法以至黑水等处经卷的整理集录,令人应接不暇,形成一支充满朝气的学术生力军。以往陈寅老慨叹敦煌研究为学术伤心史,现在确已取得主动地位,争回许多面子。此后,海外藏品陆续影印出来,学者们不必远涉万里重洋,人人可以参加研究了。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做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如英、法两大图书目录所收藏均有详细记录,无须重复工作。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 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张世林先生两度来函,要我写《我与敦煌学》一文,万不敢当,久久不敢下笔。我本人过去所做的敦煌研究,荣新江兄已有文评述,见于复旦大学出版的《选堂文史论苑》(265~277页),我的重要著述和对学界的影响,详见该文,不必多赘。现在只谈一些值得记述的琐事,追忆我如何对敦煌资料接触的缘遇。

我最先和敦煌学结缘是因为从事《道德经》校勘的工作。1952 年我开始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候《正统道藏》还是极罕见的善本,我还记得友人贺光中兄为马来亚大学图书馆从东京购得小柳气司太批读过的《正统道藏》,价值殊昂,当时香港及海外只有两部道藏,无异秘笈。我因代唐君毅讲授中国哲学的老庄课程,前后三载,我又研究索紞写卷 (有建衡年号) ,做过很详细的校勘工作。我和叶恭绰先生很接近,他极力提倡敦煌研究,他自言见过经卷过千件,对于索紞卷他认为绝无可疑(可参看他的《矩园余墨》。)以后我能够更进一步从事《老子想尔注》的仔细探讨,实导源在此。正在这时候,日本榎一雄在伦敦拍制 Stein 搜集品的缩微胶卷,郑德坤先生正在剑桥教书,我得到友人方继仁先生的帮助,托他从英伦购得了一部,在20世纪50年代,我成为海外唯一私人拥有这部缩微胶卷的人物。我曾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伦敦读敦煌卷的初步记录核对一遍,这样使我的敦煌学知识有一点基础。我讲授《文心雕龙》亦采用英伦的唐人草书写本,提供学生参考。1962年,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年刊》印行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号》最末附印这册唐写本,即该缩微影本的原貌。当时我已怀疑榎氏拍摄的由第一页至第二页中间,摄影有遗漏。1964年我受聘法京,再至伦敦勘对原物,果有遗漏。这一本专号所复印,实际上是唐本的第一个 ( 有缺漏的 ) 影印本,如果要谈《文心雕龙》的版本,似乎应该提及它,方才公道。

所谓“变文”,本来是讲经文的附属品,源头出于前代陆机《文赋》“说炜晔而谲诳”的“说”,与佛家讲诵结合后,随著佛教在华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崭新的“文体”的变种。但从“变”这一观念加以追寻,文学有变种,艺术亦有变种,两者同时并肩发展,和汉字的形符与声符正互相配合。文字上的形符演衍为文学上的形文,文字上的声符演衍为文学上的声文。刘勰指出的形文、声文、情文三者,形与声二文都应该从文字讲起。所谓变文,事实上应有形变之文与声变之文二者。可是讲变文的人,至今仍停留在“形”变这一方面。古乐府中仍保存“变”的名称,声变则凡唱导之事皆属之。试以表示之如下 :

形文→变相 图像之属

声文→字音节奏 韵律唱腔之属

我写过一篇从《经呗唱导师集》第一种《帝释天乐般遮琴歌呗》加以说明的文章。姜伯勤兄因之撰《变文的南方源头与敦煌唱导法匠》, 唱导是佛经唱诵音腔的事,我所说变文的声变之文应该是这一类。大家热烈讨论形变之文的变相,只讲“变文”的一面,对于声变之文这另一面则向来颇为冷落,甚至有误解。王小盾博士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可惜不少人至今尚不能辨析清楚。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在鸡笼山邸与僧人讲论的是“转读”问题,即谋求唱腔的改进,与声调完全不相干。到了唐代教坊有大量的“音声人”,音声人还可以赏赐给大臣。《酉阳杂俎》记玄宗赐给安禄山的物名单,其中即有音声人一项,《两唐书·音乐志》音声人数有数万人之多。敦煌的乐营有乐营使张怀惠 (P·4 640) 与画行、画院中的知画都料董保德 (S·3 929)相配合,一主声变的事务,一主形变 (变相) 的事务,两者相辅而行。变文之音声部分,还需再作深入的研究。敦煌乐舞方面,亦是我兴趣的重点,我于1956年初次到法京,看了P·3 808号原卷, 写有专文补正林谦三从照片漏列的首见乐曲的《品弄》谱字,由于我在日本大原研究过声明,又结识林谦三和水源渭江父子, 对舞谱略有研究。我于1987年初提出研究舞谱与乐谱宜结合起来看问题,我讲敦煌琵琶谱,仔细观察法京原件及笔迹,事实是由三次不同时期不同人所书写的乐谱残纸,黏连在一起,把它作为长卷,长兴四年才写上讲经文,可以肯定琵琶谱书写在前,无法把它作为一整体来处理。叶栋当它全部视为一套大曲是错误的。我这一说已得到音乐界的承认。我主张乐、舞、唱三者应该联结为一体之说,引起席臻贯的注意,他力疾钻研乐舞,把它活现起来,因有乐舞团的组织,我忝任顾问,他二度到香港邀我参观,深获切磋之乐。1994年9月6日我到北京,在旅馆读《China Daily》的文化版得悉他病危,十分痛惜。1995年7月,敦煌乐舞团随石窟展览在港表演,我追忆他写了一首律诗云:“贺老缠弦世所夸。紫檀抡拨出琵琶。新翻旧谱《胡相问》,绝塞鸣沙不见家。孤雁忧思生羯鼓,中年哀乐集羌笳。潜研终以身殉古,叹息吾生信有涯。”表示我对他的哀悼。

敦煌各种艺术,尤其是壁画,是我最喜欢的,由于长期旅居海外,无条件来做长期考察,无法深入研究,只得就流落海外的遗物做不够全面的局部扪索。我所从事的有画稿和书法二项。我们深感唐代的绘画真迹的缺乏,所谓吴道子、王维都是后代的临本。1964年我在法京科学中心工作,我向戴密微先生提出两项研究工作,其一是敦煌画稿,后来终于写成《敦煌白画》一书,由远东学院出版。我年轻时学习过人物画像的临摹,有一点经验,我特别侧重唐代技法的探索,粉本上刺孔的画本,法京有实物可供研究,亦为指出,我方才明了到,布粉于刺孔之上留下痕迹断续的线条便于勾勒,这样叫做粉本。近日看见胡素馨 (F. S. Fraser) 的《敦煌的粉本和壁画之间的关系》一文 (《唐研究》三期),文中在我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粉本草稿有五种类型,计壁画、绢幡画、藻井、曼陀罗四类,绢幡画则可分临与摹二类。实则临与摹二者,临是依样而不遵照准确轮廓,摹则依样十足。这些画样,画人运用起来可以部分摹、部分临,亦不必限于幡画。

书法的研究,我在接触过 Stein 全部微卷之后,即加以重视,立即写一篇《敦煌写卷的书法,附上《敦煌书谱》,刊于香港大学1961年的《东方文化》第五卷。后来居法京排日到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借阅敦煌文书。先把法京收藏最早的北魏皇兴五年书写的《金光明经》和永徽年拓本的唐太宗书《温泉铭》做仔细的研究。以后遍及若干重点的经卷写本,做过不少专题研究,除做解题之外还注意到字体的花样,1980 年秋后在日本京都讲学,承二玄社邀请为主编《敦煌书法丛刊》,分类影印,从1983年起,月出一册,共二十九册,前后历时三载。每一种文书都做过详细说明或考证。由于翻成日文,在国内流通不广, 周绍良先生屡对作者说“各文书的说明,极深研几,应该合辑成一专书,独立出版。”至今尚无暇为之。本书又有广东人民出版社刊印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共八册。

我于1963年出版《词籍考》一书,戴密微先生了解我对词学薄有研究,约我合作写《敦煌曲》, 由于任老旧著《敦煌曲校录》录文多所改订,与原卷不相符,须重行勘校,我又亲至英伦检读原件, 时有弋获,如《谒金门》开于阗的校录、五台山曲子的缀合等等。任老后出的《总编》和我有一些不同看法,特别对《云谣集》与唐昭宗诸作,我有若干专文进行讨论,已收入另著《敦煌曲续论》中 (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年出版)。《昭明文选》的敦煌本,亦是我研究的专题,我首次发表敦煌本《文选》的总目,和对《西京赋》的详细校记,我现在汇合吐鲁番写本,另附精丽图版与详尽叙录勒成专书,将由中华书局印行。

《文选》序有“图像则赞兴”一句话,我作了详考,在《敦煌白画》书里面,我有一章讨论邈真赞的原委。法国友人陈祚龙君从敦煌写本邈真赞最多的P·3 556 (9人)、3 718 (18人)、 4 660 (39人) 三卷及其他录出 , 辑成《唐五代敦煌名人邈真赞集》一专书,开辟一新课题,继此有作,得唐耕耦、郑炳林二家。1991、1992年间余复约项楚、姜伯勤、荣新江三君合作重新辑校,编成《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 方为集成之作。

所谓敦煌学,从狭义来说,本来是专指莫高窟的塑像、壁画与文书的研究,如果从广义来说,应该指敦煌地区的历史与文物的探究。汉代敦煌地区以河西四郡为中心,近年出土秦汉时期的简册为数十分丰富,尚有祁家湾的西晋十六国巨量陶瓶。又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敦煌郡所领的冥安县佛经题记。所以广义的敦煌研究应该推前,不单限于莫高窟的材料。

1987年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协助,与中文大学合作举办敦煌学国际讨论会。1992年8月,该中心帮助我在香港开展敦煌学研究计划,在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成立“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 延揽国内学人莅港从事专题研究,由我主持出版研究丛刊,主编专门杂志。 先时于《九州学刊》创办《敦煌学专号》, 出过四五期。后来与北京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合作,办一杂志即《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饶宗颐、周一良主编 , 每期 30 万字,至今已出版第一卷 (1996年)、 第二卷(1997年) , 第三卷正在排印中。此外香港敦煌吐鲁番中心复出版专题研究丛刊,由我主其事,先后出版者有八种。我提倡辑刊《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 用编年方法,把新出土零散史料加以编年,使它如散钱之就串,经过数年工夫,已稍有可观。

兹将香港敦煌吐鲁番中心已出版《敦煌吐鲁番中心研究丛刊》开列如下 :

⑴ 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

⑵ 饶宗颐主编《敦煌琵琶谱论文集》。

⑶ 饶宗颐主编,项楚、姜伯勤、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

⑷ 荣新江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记录S·6 981~13 624号)》。

⑸ 张涌泉著《敦煌俗字研究》。

⑹ 黄征《敦煌语文丛说》。

(此书获得董建华基金奖 )

⑺ 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

⑻ 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

⑼ 饶宗颐主编《敦煌学文薮》。

《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 由饶宗颐主编,已出版及排印的有八种 :

⑴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

⑵ 饶宗颐、李均明著《敦煌汉简编年考证》。

⑶ 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

⑷ 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

⑸ 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

⑹ 刘昭瑞《汉魏石刻编年》。

⑺ 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

⑻ 李均明《居延汉简编年》。

其他在撰写中的有下列各种 :

胡平生《楼兰文书编年》。

姜伯勤《唐代敦煌宗教文献编年》。

荣新江、余欣《晚唐五代宋敦煌史事编年》。

莫高窟储藏的经卷图像早已散在四方,据粗略统计有数万点之多,目前正在清查,做初步比较可靠的全盘统计。这些秘笈为吾国文化史增加不少的研究新课题,同进开拓了不少新领域,为全世界学人所注目。近日在欧洲方面,特别在英京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News Let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缩写为 IDP) 的刊物。我和日本藤枝晃教授被推为资深 editor 人物之一,殊感惭愧。目前我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还有甲骨学、简帛学部分,忙不过来,只好挂名附骥,聊尽推动之责。我于上文列出的各种工作,我要衷心感谢得到国内多位年轻有为学者的支持,还希望有力者对我们鼎力充分的饮助,使我能够继续完成这一心愿。以渺小之身,逐无涯之智,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我这一点涓滴的劳绩,微不足道,匆促写出,备感惶悚,就到此为止,算是交卷了吧。


原载《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八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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