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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使命 执着的企求——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敦煌研究院 丨 马德 丨 2017-3-20    访问量:  

(一)

史苇湘先生与欧阳琳先生在兰州家中

敦煌研究院的老辈专家史苇湘、欧阳琳伉俪,先后于2000、2016年的岁首,扔下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事业而撒手人寰。作为后学,缅怀二位老人的丰功伟绩,追忆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和受到的教诲,思念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1956年9月,史苇湘、欧阳琳在修画稿

1943年9月,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迎来了新一届的青年学子,其中就有来自23岁的史苇湘和欧阳琳;开学不久,被后世誉为国画大师的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和弟子们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进行了短暂培训后充实为展览的讲解员,史、欧二位有幸参与,这就让他们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为他们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史苇湘后来说:“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所以两个人在艺专毕业后谁也没有犹豫,直接奔赴敦煌。欧阳先生是1947年按期毕业后先到敦煌,史先生则是因为1944年参加远征军奔赴中缅抗日前线,一年后回学校于1948年完成学业直奔敦煌的。共同执着追求和神圣使命,成就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让他们为敦煌、为艺术、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也为后来的学子艺匠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当然,他们更是我本人最为敬仰的恩师和忘年之交。

2017年3月20日,史苇湘、欧阳琳两位先生的骨灰安放在莫高窟前

今逢丁酉清明前夕,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史、欧二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之际,在之前撰写的有关纪念文章的基础上,草拟此文,以志纪念。

(二)

我是1978年10月在赴敦煌工作途中与史先生相识的,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史老师作为老一辈的敦煌研究专家,在为人、治学方面所表现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给我在学业上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开拓进取。

1955年,史苇湘先生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史苇湘老师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求学,十八岁开始学习绘画艺术。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炽热之情,践行与欧阳琳的约定,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50多年来,他将自己融入大海的历史长河之中,融入敦煌石窟之中;将对敦煌的炽热的感情化为研究工作中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这些感觉驱使下的崇高的敬业精神。他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等工作,以及在长期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和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期间,对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和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事业中,一个人做了几个人的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为敦煌事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共临摹壁画300余幅,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及各类画册、图录、资料辑录、论文集共10多种。先生的论文是在他去世后,根据生前的意见,选编为《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于2002年出版;2012年又编辑出版《陇上学人文存·史苇湘卷》。

史苇湘先生的部分著作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分保护、研究和弘扬三大块。文物保护工作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的责任,不管从事何种专业,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只要在莫高窟工作,都要自觉担负起石窟文物保护的责任。史苇湘先生从1948年到莫高窟起,更是以文物保护为己任,与敦煌研究院同仁一道,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下,主动承担起的文物保护的重任。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时期,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敦煌石窟在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完好无损。当然,这里面饱含着敦煌研究院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劳与酸楚。史老师曾多次回忆当年的情景:当一批批“红卫兵”怀揣“红宝书”,高举“破四旧”的大旗来到莫高窟时,史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带他们进洞,给他们讲述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盗窃文物,并和他们一起朗诵伟大导师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是这种滑稽而幽默的方式,制止愚昧无知的行为,一部分本来要“破四旧”的红卫兵还自觉地成为文物保护的宣传员和保护者,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敦煌石窟文物。

1956年四月初八庙会期间,史苇湘先生在莫高窟广播室向群众介绍莫高窟

史老师的工作,除了于大家共同承担的文物保护以外,主要分壁画临摹、资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史老师成就敦煌事业的基础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壁画临摹、雄厚的文史功底和对敦煌资料的熟悉。

史苇湘先生与段文杰先生(左)在莫高窟前合影

史苇湘先生是学油画出身,但他到敦煌后一直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工作间隙也从事一些创作。他的作品,富有时代气息,1956年在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曾获得二等奖。但他对壁画临摹非常投入和执著,他和段文杰、李其琼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被公认为一流水平,多次发表和在国内外展出,受到美术界极高的评价;史先生是以壁画临摹作为敦煌艺术与历史研究的起点,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壁画、认识艺术,通过壁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等四个方面,总结出一套系统的壁画临摹方法和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贡献非凡。先生曾几次对笔者提出学习绘画技术与理论的建议,但我天生愚钝,身上没有艺术细胞,不仅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且也是很自然地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步。

1999年,姜伯勤(右)、马德(左)看望病中的史苇湘先生

恩师姜伯勤教授多次对笔者说过,如果史老师现在去画画,那一定会创作出了不起的惊世和传世名作!姜老师的话无疑也是科学的判断。遗憾的是,史老师晚年潜心于理论研究工作,直到逝世,也没有能够再操起他心爱的画笔。1999年11月底,笔者又一次陪姜老师去看望病中的史老师。当时史老师已因中风失语达半年之久,住在长女史敦宇家中。他曾几次挥动着尚能活动的左臂,指着墙上挂的史敦宇同志临摹的画,似乎是运足全身的力气,反复说道:“画画!画画……”今天,回顾史老师一生以绘画、临摹壁画为基础的艺术和学术成就,对他老人家一生那样钟爱的事业的心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史老师非常钟情于读书,博览群书,通晓中外,纵古横今,又智力过人,记忆超凡,随口即能说出古今中外从人类起源、四大文明古国、希腊罗马、文艺复兴、西方艺术哲学,从柏拉图到康德,从黑格尔到贡不里希;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济变化、政治军事、诗文词赋、名胜古迹甚至每一本书、每一幅画、每一首诗。被人们誉为“活资料”、“活字典”。而史老师对敦煌的资料熟知到无以复加,他对五百多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随口即能说出一幅画;对敦煌的历史,大到改朝换代,小到某一平民百姓的生活活动,都能讲得十分详细和具体。他一生中都在调查石窟资料与敦煌史地资料,他曾多次对笔者及一些年轻的同仁们说过他多年在洞窟中抄写题记的情景;即使是在“文革”中下放到乡下“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放松对敦煌历史地理的考察:他第一个提出敦煌戴家墩古城为汉敦煌郡效谷县城遗址的论断!更早一些的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先生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的岁月里,因为在研究方面无人能替的角色,幸免了同事毕可去酒泉夹边沟和高台明水的劳改农场“劳动教养”直至葬身大漠的命运,只在莫高窟从事农事体力劳动,研究有需要则招之即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他还没放下地里的活,甚至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坐在桌前研究壁画的情景,真是令人百感交集!

史苇湘先生进行文物调查工作

今天,在敦煌壁画内容的辨认方面,史老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其中一些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内容如“曲辕犁”,一些重要的经变如《福田经变》,脍炙人口的故事画如《微妙比丘尼缘品》《刘萨诃》等佛教史传故事等等,都是史老师最先发现的。正是资料调查工作和壁画临摹工作这两大研究领域里的突出成就,使史老师始终处于敦煌研究的前沿阵地,敦煌研究又是20世纪以来的显学,而集敦煌研究院几代学者的心血,最终以史老师为主完成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史老师制作的《敦煌历史大事年表》等等,这些基础工具书,不仅在敦煌历史和敦煌石窟内容方面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具指导作用。

史老师治学严谨,富于开拓和创新。对敦煌艺术理论的研究,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直都在做基础性的研究。他的资料工作是基础研究工作,他的敦煌研究理论也同样是基础理论。在敦煌研究基础理论方面,先生有三大贡献:第一、本土文化论。史先生提出并一贯坚持敦煌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根基,不断吸收、改造、融合外来文化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的理论,特别强调中古时代敦煌人的信仰和审美心态的新思路,同时也涉及国内其它地方的佛教艺术研究。先生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神,就是宗教艺术本土文化论的形象概括。第二,石窟皆史。史老师将石窟作为历史来读,用石窟论证历史,用历史说明石窟。他经常说,敦煌石窟装着中国古代一千年的历史和社会。他仔细地考察和精辟地分析过每一个时代所建造的每一座石窟,甚至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的社会历史现象。并将这些现象与敦煌文献的记载结合起来研究。第三,敦煌艺术社会学。西方学术界关于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关于文化艺术与社会制度、组织关系的理论,史老师早就已经成功地运用于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史老师通过临摹和调查,从石窟中看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上升到理论高度作深人研究,将石窟的内容及艺术形式置于各个时代的社会大环境中,全方位、深入细致地考察敦煌文化的历史背景。他还在探讨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学作品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一起将其纳人这一文化史领域里作了深入研究。可以说,在敦煌文化艺术理论的研究方面,史先生的成就和贡献是开创性、突破性的。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史先生的研究,不仅顺应和赶超世界学术潮流,而且对今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早在1980年,日本敦煌学专家代表团访问敦煌,史老师挥毫为著名敦煌学家、《中国古代籍账研究》一书的作者池田温先生赠诗一首:“残篇断简理遗书,隋唐盛业眼底浮。徘徊窟中意无限,籍账男女呼欲出。”这不光是一首即席赠诗,它里面包含着十分广博的敦煌研究理论及方法的内涵。

史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是一些理论性的论文,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如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艺术社会学、艺术哲学甚至人类学待方面都相互交叉,相互印证。如先生晚年力作《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不仅仅是讲临摹工作本身,实际上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总结。史先生论著的大部分章节,都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写作时间更早一些;而当时的研究条件是十分有限的,首先是资料的匮乏,特别是连敦煌遗书的资料都很难看到;再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经费,没有办法出去考察。大概没有人会相信:研究了一辈子敦煌石窟艺术的史苇湘先生,连新疆都没有到过,没有看到过吐鲁番和龟兹石窟!另外,先生一直是个人孤军奋斗。整理资料、临摹壁画、博览群书,慎思明辨,史先生一生就是在这样勤奋中度过。他整理的敦煌石窟资料,为后来的研究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史先生成功的创立并运用敦煌本土文化论、石窟皆史论等完整的敦煌历史与艺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并始终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阵地,在长期从事壁画临摹、熟知敦煌艺术内容的基础上,得心应手地运用各学科的方法手段研究敦煌石窟佛教艺术。史先生的研究成果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将在敦煌学术领域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史苇湘先生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史先生的学识不光是保存在自己的记忆里,而是更多地嘉惠他人。我就是史先生的受惠者。对很多人来说,有了史先生,会省去对浩如烟海的史籍的翻检之劳和对壁画的追寻之苦。史先生对每一个热爱、学习和研究敦煌的人,都是这样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平生所学,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史先生受聘兼任许多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五十年间,他曾为数以千计的美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讲解敦煌石窟艺术,耐心而准确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类专业问题,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敦煌文化艺术的真谛。他曾为国内外专业人员举行过百余次学术演讲,在敦煌石窟艺术的继承、借鉴、弘扬、创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启蒙、指导和帮助、提高工作。他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多年来一直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舞剧《丝路花雨》就凝结着先生的巨大心血;先生的教诲和精神,一直是这出剧的编导和演员们永久的话题。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敦煌学的成果,至少有一半是在史先生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至少一些以别人名义出的成果,都凝结着史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史老师的成就、贡献及精神、情操,堪称敦煌研究的一代尊师、学界典范。

史老师不仅在敦煌学事业方面锲而不舍,同时也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青年时代就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后来尽管两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对祖国前途的希望。1985年6月,先生在年逾花甲之际,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上世纪80年代,史先生他曾经当选为甘肃省六届人大代表。尽管他的研究工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担负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并将其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精神境界得到升华,研究水平也一直在不断提高,实现了完美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遗憾的是,史苇湘先生还有好多东西没有给我们留下!与其它大师级的学者相比,史先生问世的成果并不是太多。这不是史先生本人的过错,而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像史苇湘先生这样的一代宗师,也造就了一批不学无术偷机钻营的所谓学者和管理人员,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使命,什么是社会责任,他们只知道为一心自己捞取名利权威等各方面的好处,甚至不惜窃取史先生的一些成果。同时,我们也缺少能理解史先生思想理论方法的学者,让史先生自己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孤身奋战,而且还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史先生的许多重大发现,如北周石窟、唐代曲辕犁等,都没写出专门的文章;还有如历史地理、佛教史迹画等,文章让别人做了;有很多人都是在史先生的启发、帮助下成为专家的。史先生的成就不亚于任何一位大师级的学者。他活着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更不用说达到他的精神和学术境界了。他的许多东西没能给我们留下,使我们的研究要走很多弯路,需要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和财力。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假设的;但是我想,如果史先生能有一个研究室,能有几名助手,那么他就会有更多的东西给我们留下,我们就会少走许多弯路,少花很多功夫,敦煌的研究工作的进展也会更快一些。史老师走的太早了,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们永远失去了当面向他老人家请教的机会,以后的研究工作进程会更艰难更苦更累。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或中止自己所从事的、也是史老师未竟的事业,我们更应该有份责任感和紧迫感,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一事业。

(三)

欧阳琳先生退休后依然在家中继续绘画

和史苇湘老师相比,欧阳琳先生的经历稍为单纯一些。欧阳先生1924年出生于四川彭县,1947年四川成都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同年9月经导师沈福文先生推荐,与四名同学长途跋涉一月余来到敦煌莫高窟,成为敦煌研究院一名美术工作者,从事敦煌壁画临摹和研究,直到1986年以副研究员职务退休。欧阳老师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五十多年,包括退休后的前十三年,她一刻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画笔。她的绘画工作就只有壁画临摹这一项,这就是说,她一生就专心致志地做着一件事,而这是一件需要几十代人才能做完的事,又是一般的美术家们极不愿意做的事。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诩为“画匠”,她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着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她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大小计1000余件,曾在日本、法国、前苏联、台湾、北京、上海、兰州等地展览,并被日本、法国出版了图录画册《中国敦煌壁画展》。主要著作有《敦煌图案》《敦煌纹样拾零》,合著《敦煌图案》《敦煌壁画线描集》《敦煌图案临摹本》《史苇湘、欧阳琳敦煌壁画选》《敦煌壁画复原图》等。在繁忙而又紧张的壁画临摹工作的间隙,也按照自己的方式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工作,发表过一些敦煌图案研究方面的文章,在学术界和美术界都有较大影响。

1984年,欧阳琳先生在临摹壁画

欧阳琳老师来敦煌的那个时候,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那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这梯形一干就是四十年!1986年退休后,到1999年不幸腿摔伤前,她继续像上班时候一样临摹敦煌壁画。无论是家住在敦煌还是在兰州,她的画室就在卧室旁,随时会拿起笔调上颜色画画。那13年里,“我整日临摹敦煌壁画,不停地放稿、修改、印稿、描稿、上色,再描最后一道提色线或定稿线描,完成每一幅画的所有工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伴活着的时候也协助我修改、上色,共同完成各类临摹画幅,这期间,大型、中型、小幅的敦煌壁画都尝试过、涉猎过,后来用面积计算过,这些临摹品有100平方米以上。使用的技法是略加整理,是研究性地临摹敦煌壁画,可以肯定的成绩和收获不小。13年中,我整日站在画板旁边握笔图画,从宣纸到布画到绢上作画,我都使用过。”欧阳琳老师的临摹早已到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地步,尤其是图案,几无人超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临摹那么多,既不办个人展览,又不出画册,到底为什么? “就是喜欢它,觉得画着美丽,好看。还有,如果有一两天不临摹,心里就空落落的,只有拿起画笔,心里才会平静下来。” 先生也经常这样回答亲友们、记者们的提问,或者时不时的自问自答。

89岁的欧阳琳审阅文稿

从2002年初开始,欧阳老师想到应该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对敦煌的认识写出来,介绍给大家;欧阳老师用了一句很时髦的话:换一种活法!她说,只知道临摹,不评价,是很遗憾的事。毕竟自己临摹过不少敦煌壁画,就以小品文的形式对壁画进行深一层、再深一层的探索和解释,让别人认识它并喜爱上它。所以开始就她在敦煌的经历、对敦煌艺术的认识、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感受等方面,陆续写出了一批短文,并配上她精心绘制的插图,先后分类编辑为《感悟敦煌》《敦煌壁画解读》《敦煌图案解析》等著作出版。分别就敦煌的地理环境与石窟艺术、敦煌壁画的内容和风格、敦煌壁画图案的种类与规律性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诠释,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不难看出,这三本图文并茂的著述,基本上是一气呵成;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因为这不是普通的文集,它是欧阳老师一生心血的结晶。它深入浅出地向我们介绍了敦煌艺术的丰富多彩,也向我们展示着欧阳老师一生的忍性、悟性和为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品德。而且,为了出版这几本书,欧阳老师卖掉了单位分配给她的一套房子作补贴。

欧阳琳先生的部分著作

欧阳老师谱写了自己一生的辉煌事业和完美的人生,特别是对敦煌贡献巨大。但从来也没有人从她那里听到什么豪言壮语或高谈阔论。每当提起当年为什么要来敦煌时,她总是淡淡的说:“听老师说那里可以画画,正好常书鸿先生在四川院校聘招人员,就过来了。”在大漠深处的山沟里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岁月,她更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带过:“能待那么多年,是敦煌使我们安下了。” 她特别不愿意提过去的事,只往前看不往后看,认为“老回忆过去是浪费时间”。和很多老辈知识分子一样,欧阳老师经历了“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养过猪,放过羊,种过菜,栽过树,也经常遇到不公正的事,但她把所有的一切都看得很淡,心里只有工作和事业。当然,她也是在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的基础上,甘愿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在她的眼里,世界总是那这么美。

欧阳琳先生与作者(左)和甘肃省轻工研究院金长明(右)交流

实际上,无论是艰辛的岁月、坎坷的经历里,失衡的天平,不公正的待遇,欧阳老师经历的并不比同代的任何人少,但她都能泰然置之,置若旁婺,几乎达到了真正超凡脱俗的境界。当年欧阳老师写出《感悟敦煌》书稿后,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读者,仔细阅读了全文,重新认识了欧阳老师的人生和事业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忍和悟。忍,需要宽阔的胸襟和坚强的毅力;悟,需要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半个多世纪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的人生里程,造就了欧阳老师独特的、常人无法想象的忍性;特别是在史苇湘老师几度身陷囹圄的岁月里,欧阳老师独自承受了来自生活、工作和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独自撑起一片蓝天。对敦煌艺术的挚爱,又培育了欧阳老师极高的悟性。欧阳老师不求名不求利,默默无闻,无论在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中,无论在如何险恶的环境中,都用她一生的沉默,冷眼面对,忍辱负重,在沉默中悟人生,在临摹中悟敦煌。欧阳老师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于忍中悟,于悟中忍,越忍悟得越透,越悟忍得越宽。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欧阳老师用自己独到的思维,独特的眼光,独有的做法,悟出了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成就了自己钟爱一生的敦煌事业并做出重大贡献,也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四)

史苇湘欧阳琳先生身上,集中展示了敦煌研究院广大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

史苇湘、欧阳琳两位先生的墓碑前摆满了敦煌研究院职工敬献的鲜花

敦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留给子孙后代文化财富,但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两千年间几十代人的前仆后继、锲而不舍的创造与奉献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这也应该是每一位敦煌工作者所具有的精神。而在史、欧阳老师身上,这种精神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五十多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相互最终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一起为铸造敦煌事业的辉煌贡献了毕生精力。不仅如此,二位老师又把自己用一生的心血悟到的关于人生和事业,关于对敦煌艺术的认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家。他们在这里所展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在历史时期,敦煌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升华,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继承和发扬广大。

敬爱的史苇湘老师、欧阳琳老师永垂不朽!


(本文承蒙金长明先生提供资料并订正多处,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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