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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的楞伽经变
敦煌研究院 丨 王惠民 丨 2013-9-18    访问量:  

《楞伽经》共有三个汉译本:1、刘宋元嘉二十年(443)求那跋陀罗译本,全名为《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共四卷一品,故又称“四卷楞伽”。南北朝到初唐时,楞伽师们即以此译本为研讨对象。2、北魏延昌时(512-515)菩提流支译本,名《入楞伽经》,共十卷十八品,称“十卷楞伽”,内容完整,文字是前一译本的二倍,但不甚流行,甘肃博物馆藏敦煌遗书002号《入楞伽经》卷9,卷末题记:“岁次戊寅十月卅日,比丘尼元英敬写《大集经》一部、《楞伽经》一部,为七世师宗、父母、法界众生,三途八难,速令解脱,一时成佛。”元英为东阳王之女、敦煌太守邓彦之妻,大约邓彦大统十一年(545)解京治罪时,元英在敦煌出家为尼,在此前后的戊寅年只能是北周孝明帝二年(558)。这是我们在敦煌资料中见到的最早的《楞伽经》写本。 3、唐朝武周长安四年(704)实叉难陀译本,名《大乘入楞伽经》,共七卷十品,是为“七卷楞伽”。检讨敦煌遗书,三种译本都有,共约有80件残卷,其中七卷本占三分之二强,可见七卷本比较流行。

楞伽经变今仅存于敦煌莫高窟,共有12铺,时代从中唐到北宋。在画史上,早在初唐时,中原就出现了楞伽经变,比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楞伽经变还早100多年。

据《坛经》、《五灯会元》、《宋高僧传》等书记载,慧能在龙朔元年(661)去黄梅东山投禅宗五祖弘忍大师门下。数月后,弘忍用高薪聘请“工人物及佛经变”的著名画家、宫廷内供奉卢珍来黄梅画楞伽经变:“时大师(指弘忍)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因当晚神秀题“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一偈于南廊壁下,而使弘忍打消了画楞伽经变的念头,送卢珍回长安。当时,《楞伽经》有两个译本,即四卷本和十卷本。卢珍依据哪个译本画?《坛经》等书都没有记载。推测十卷本内容完整,序品所描绘的情节生动,比较适于画经变。但弘忍及其以前的楞伽师都是依四卷本来印行的,卢珍为了迎合弘忍的需要,选用四卷本的可能性要大些。另外,从卢珍看完房廊,决定次日即画这一情况看,远道而来的卢珍对画楞伽经变是胸有成竹的,或许他画过楞伽经变。遗憾的是,这铺经变未画成,其他有关楞伽经变的记载也没有见到,独存于莫高窟的这12铺楞伽经变更显珍贵。

莫高窟156、85、9、4、61、55、454、456窟等8个洞窟的楞伽经变存有部分榜题,内容均出于七卷本。其余4窟(236、138、231、459窟)的楞伽经变虽榜题漫漶不辨,但其时代、构图、内容等与存有榜题的楞伽经变基本相同;再参照敦煌遗书中,七卷本残卷占《楞伽经》残卷总件数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情况,可以认为这4铺楞伽经变也是根据七卷本绘制的。

七卷本比其他两本流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译本的质量高于其他两本。实叉难陀在翻译《楞伽经》之前,已翻译了《华严经》等经,积累了较丰富的译经经验。在翻译中,有沙门复礼、法藏等协助,历时四年完成,错误较少。另外,四卷本和十卷本也给实叉难陀提供了借鉴。二、七卷本是奉武则天之敕而译的,译毕,武则天亲制序文,予以弘扬。既然“元嘉建号,跋陀之译未弘;延昌纪年,流支之义多舛”(武则天序),新译本质量高,又有最高统治者的吹捧,比较流行出于情理之中。

莫高窟楞伽经变历中唐、晚唐、五代和北宋四个时期,上下二百年,但由于它们都依据七卷本绘制,其内容和构图形式都变化不大,一般可分为序品、众多小说法会(大慧菩萨请问)、譬喻画、断食肉(尸毗王本生等)四部分,每一部分包括若干画面,大慧菩萨请问画面比较单一,其余三部分画面都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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