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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系列报道之五:基础保护篇——精神大厦的坚实地基
甘肃日报 丨 文 施秀萍 | 图 敦煌研究院 丨 2016-9-8    访问量:  

题记:雁飞过,天知道;风吹过,云知道。他们做过的每件事,莫高窟知道。

对莫高窟的保护,该从何时说起呢?历史地讲,有创建自然就有保护,莫高窟从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保护。

客观地讲,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寺院僧侣因信仰而保护这些“天国神灵”的,包括王圆箓定居莫高、看护石窟、清理积沙也是保护。

及至后来,于右任等极力倡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向达等数番赴敦煌实地考察,常书鸿从法国到莫高窟,都是为了保护。

但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莫高窟大约要从1943年张贴的一张告示算起。

一张布告,宣布文物国有

据著名敦煌学者孙儒僩文章记载,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九层楼北侧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莫高窟已收归国有,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要加强保护,不得破坏。还要求参观者不得在壁画塑像题写刻画,不得在洞窟生火住宿、嬉戏打闹等。

“这一张布告结束了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为石窟保护开创了人为管理的先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孙儒僩这样评价这一告示。

这一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还做了一件大事: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莫高窟修建了高约2米、厚约0.6米、长达1007米的夯土围墙,加强石窟管理,防止牲畜进入窟区。更重要的是象征意义,用行动明确宣告莫高窟有了保护机构,不能再任意破坏了。如今,在第1窟北边山坡通往上山小道的旁边还能看到一段几十米的残垣断壁,就是当时修筑围墙的历史见证。

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修筑的莫高窟围墙遗迹

此外,常书鸿为了保护洞窟,还为第428窟、第61窟、第98窟等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安装了窟门。

当时,没有经费,常书鸿就到敦煌县城,动员官绅士商捐献窟门,大约做了大小不等的几十副窟门。这些窟门,一直使用到60年代。

清理流沙,不是一件易事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莫高窟流沙堆积,尤其是靠近鸣沙山的南端石窟,流沙堆积高达四五米,或封堵窟门,或流入窟内破坏壁画塑像,或封堵洞窟之间的通道,使得进窟难,上下洞窟更难。

据说,张大千为上第161窟搭了个蜈蚣梯。结果,上去后不敢下来,只好等人来救援;等人时无聊还在甬道北面用土红色颜料画了一幅大胡子自画像,至今仍在。

张大千在莫高窟第161窟自画像

沙,挡在追随梦想的艺术家面前。

“沙是石窟保护的大敌,一定要首先制服它。”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常书鸿就一直把治沙作为保护工作的重点。

但,沙,细小的沙,却没那么容易被清理。尤其对当时缺乏治沙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的艺术家们来讲,愈加难!

但第一代“莫高人”凭着对石窟保护的极大热情,想了种种办法。

先是“引水冲沙”,设法把宕泉河的水引至窟前,在沙土堆筑的临时水坝中聚到一定高度后,突然放水冲沙。这种办法能削去一些沙堆,但冲出去的距离有限,只能把沙堆平摊到大范围的树林中,作用不大,过了一段时间就停了。

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莫高窟修筑了挡沙墙,以降低鸣沙山吹来的沙粒对莫高窟的侵害 

1946年以后,在敦煌名士任子宜的提议下,开始就地取材,在石窟的山崖边上修建高约1.5米、厚0.35米的“土坯防沙墙”。防沙墙能把流沙聚集在墙的后面,减少飘落到窟前的流沙。这个办法有效控制了流沙,弊端是一两年后,墙后流沙堆积,需及时清除。

因为防沙墙起作用,又想法清理防沙墙后堆积的流沙。孙儒僩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工具:用帆布缝制成长约20米、直径约0.3米的帆布筒,将帆布筒上口连接到防沙墙流沙孔上,出口固定在离洞窟较远的地方放沙,再用牛车拉走。这个办法可行,但帆布筒易被流沙磨蚀破损,需经常更换,经济上比较吃力。

195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在莫高窟崖顶挖防沙渠

1955年,又在洞窟山顶的平坦处挖了1000多米的防沙沟,沟深1.2米、宽约2米,挖出来的沙砾也就地堆积到防沙沟的东面,用来拦蓄流沙,也起了一定的控制流沙作用。

“尽管还有沙子,但与清除前积沙成堆、荒芜零乱的景象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明显感觉到了人为管理的效果。”孙儒僩回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清理的积沙累积有三四万立方米,想想当时的条件,真是极为不易。

摸索借鉴,开创修复先河

对于常书鸿、孙儒僩们来说,在艰苦的清沙等工作中,最令人幸福的,大约是发现新的洞窟。

1953年,他们就遇上了这样一件幸福的事。这年5月,在清理第233窟前面的土台时,发现了6个唐代洞窟,后被依次编号为第470窟至第475窟。发现这批洞窟时,窟门内同样堆了很多流沙,第474窟内的塑像造型很好,可惜都散乱地跌倒在流沙中,破碎了,因为当时还没有修复残破塑像的技术,只得暂时收存起来。这个窟的壁画也很好,可谓线描、造型与色彩俱佳,但由于洞窟长期封闭,打开后暴露在空气中,就出现了壁画大片起甲、地仗严重酥碱的现象。可惜,当时对这类壁画病害几乎是束手无策。

正是,还未来得及细细品味幸福,就遭遇一记“当头棒喝”,心痛的感觉大抵不过如此。

这一年,首批“莫高人”在调查的基础上,仿照古人做法,掺入麻刀(一种纤维材料,古时掺到泥浆里,用以提高墙体韧度和粘接性)和少量红土,调制成麻刀石灰浆,试着为窟外崖面上五代、宋初时期剥落的露天壁画加固边沿。因为仿照得法,修复的露天壁画边沿不仅与原壁面十分协调,加固性亦令人满意,至今还保存完好。

1957年7月,莫高窟迎来了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国外医生”,开启了用打针注射方法修复壁画的历史先河。

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

1957年,捷克专家格拉尔在莫高窟第474窟修复壁画

这对常书鸿、孙儒僩以及当时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474窟做试验,现场观摩学习。约瑟夫.格拉尔大约按10∶1的比例,将一种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再用一支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看了演示,大家感到“打针修复法”很神奇,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捷克专家还作了一次壁画修复的专题报告,理论结合实践,让莫高窟人开了眼界、受了启发。

初期,在类似的琐琐碎碎的工作中,莫高窟的基础保护进程逐渐加速。

孙儒僩在《我所经历的敦煌石窟保护工作》一文中说,累积三四万立方米的流沙,清除完了就完了;即便是已开裂或即将倒塌的塑像、空鼓起甲的壁画,也是或修缮扶正、或修复加固,都是修旧如旧,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的确,不同于研究出专著、有别于临摹出画作,在保护工作中“有些事情做了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今,夯土的围墙已经倒塌,化缘安装的窟门换了新颜,绞尽脑汁设计的“引水冲沙”、防沙墙、防沙沟、“导沙帆布筒”或许在今人眼里略显“小儿科”,但在当时,件件桩桩无一不是开创性举措,点点滴滴无一不是奠基性工作。

风过无痕,雁过无声。即便没有留下痕迹,第一代“莫高人”带着温度的手指触摸过的每一寸莫高“肌肤”,带着梦想的脚步丈量过的每一米莫高土地,每一个洞窟都知道,每一代“莫高人”也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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