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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凝结的历史担当
新华社 丨 文/王宏伟 谭飞 王艳明 梁军 丨 2014-9-25    访问量:  

“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这种状况一定会改变”。

保护人员在莫高窟第98窟内进行壁画修复

七只小虎,围绕着一只精疲力尽的母虎,嗷嗷待哺。为了挽救它们的生命,勇敢的萨埵太子,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这是敦煌石窟一幅保存了千年的壁画故事。

“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70年前,常书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敦煌。从此,一代代敦煌人前赴后继,奔向大漠深处,至今无怨无悔。

无悔的青春

“老一辈人为了艺术能牺牲一切,我为什么不能扎根敦煌?”70年后,张元元从乌克兰学画归来,毅然选择了敦煌。

早晨,太阳刚从三危山上升起,张元元洗漱完毕,就匆匆来到画室。

画室在敦煌研究院美术所一楼,东西两侧墙壁上,已张贴了她精心描完的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七佛说法图线描稿。

“下一步还要着色,全部临摹完成后,将到美国去展出。”刚到莫高窟工作,就能参与敦煌艺术赴美展出准备,这让张元元既兴奋又充满压力。分到的任务是第285窟北壁10平方米壁画,为掌握临摹“童子功”,光线描稿她就已画了一年,食指握笔处,磨起了老茧。

“画进去的时候,什么都忘了,感觉在跟古代艺术家对话。”张元元说,她最难忘的是在洞窟近两个月修稿,每天工作10小时,却不觉得累。

在美术所通往资料室的角落里,一尊主题为“青春”的雕塑,已经静静伫立了50年。

1963年,“青春”雕塑人物原形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来到敦煌,当时的她才25岁。

“‘敦煌女儿’已经成了敦煌的老太婆了。”面对来者,樊锦诗几句寒暄,又开始工作,“当年老师推荐我来敦煌,不是来当院长,而是做考古,可惜还没做好。”

守护敦煌半个世纪,樊锦诗在石窟考古、文物保护、遗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今76岁的她还挑着一个重担:牵头编撰百卷本敦煌石窟考古报告。

在楼下考古所一间办公室内,蔡伟堂正组织一帮年轻人为《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紧张绘图。

“即使一年一卷,也得100年。”蔡伟堂指着眼前书桌上两大本厚厚的书说,这是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光这卷就花了10年时间。

敦煌石窟规模宏大,内容精深,由于技术和条件不成熟,上世纪50年代以来,编撰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梦想一拖再拖。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规划编撰最大的考古报告,再难我们也要编下去。”蔡伟堂话语不多,但信心十足。

敦煌地处偏僻,可千年瑰宝的无穷魅力,让很多人选择了“自投罗网”,蔡伟堂如此,老一辈更是这样。

“我跳下汽车便钻进了洞窟,目光贪馋地扫视,像饿牛闯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1946年底段文杰刚到莫高窟,如此叙述。敦煌让他如痴如醉,再也无法离开。

鸣沙山麓,黄沙漫漫,夏有酷暑,冬有严寒,条件十分艰苦。

常书鸿刚到莫高窟时,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用的是红柳枝;段文杰到莫高窟时,职工宿舍和办公场所还是马圈、破庙;樊锦诗到这里时,没有电,吃的是苦咸水……即便这样艰苦,也很少有人主动离开敦煌,离开莫高窟;即便暂时离开了,也是日夜思念。

“羊羔子叫来鞭梢子响,泪眼模糊望敦煌。白日里想来晚夕里哭,心窝窝舍不下莫高窟。”文革期间,贺世哲被下放陕北劳动,以信天游寄“思乡之苦”,回到敦煌后,他把所有精力投向了十六国北朝石窟的研究。

“贺先生从来不会唱歌,研究敦煌,才是他最大快乐。”今年82岁的施萍婷20年前曾写过一篇《打不走的莫高窟人》,生动记载了早期敦煌人的苦与乐。

为临摹壁画,大家用镜子向老天爷借光;为得到一线光明,敦煌人自己动手发电;为观测崖面,腰系绳索打秋千作业;自己进城坐马车,却时不时给别人抬汽车。

“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二。要问为什么,那是因为莫高窟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施萍婷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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