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敦煌研究院 >> 敦煌研究院资讯 >> 正文
王惠民《敦煌历史与佛教文化》出版
中古史研究资讯 丨  丨 2020-6-17    访问量:  

后  记

杨富学主编约《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书稿,云论文集也可入选,遂遵嘱选出相关论文24篇,编为一集。本书稿对所收文章的一些内容作了修订并重新配图,尽量纠正旧文的一些错误、补充一些新的资料,这也是出版此文集的原因之一。近一二十年来,学风浮躁,多数论文集的书名不取“文集”“论集”等开门见山的书名,而另选一高大上的书名,甚至有的论文集初版是“论文集”、第二版就是“研究”。本人未能免俗,2016年我曾选出佛教图像研究的16篇文章结集出版,名之曰《敦煌佛教图像研究》,出版数月即售罄再版,除印数少因素外,也许还与书名高大上有关。本书稿选出的文章大致属于敦煌历史、石窟营建、佛教文化方面,与前之文集相呼应,再违心取一高大上书名,曰《敦煌历史与佛教文化》,汗颜矣。

“上编”所收12篇文章属于敦煌历史、石窟营建,大致按时代排列。这些文章选题简单,多数围绕一句话一件事展开,如世人谈到竺法护必称“敦煌菩萨”,实际上竺法护不是“世居敦煌”而是“因居敦煌”的新来西域胡人(《竺法护“世居敦煌”辨析》)。隋代曾在莫高窟的崇教寺建舍利塔,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资料甚少,需要从现存敦煌文献中寻找踪迹:蕃占初期敦煌僧人曾向吐蕃统治者献舍利,或即崇教寺舍利;宋初敦煌工匠董保德曾维修一座古塔,从当时出土物品看,有可能所维修的古塔即崇教寺舍利塔(《S.3937+S.3929《董保德功德记》与隋代敦煌崇教寺舍利塔》)。第390窟有“幽州总管府长史”题记,前人按幽州总管府存在时间来判定第390窟年代,但“幽州总管府”之前有若干漫漶文字,有可能是“亡”“故”诸字,可能是指北周瓜州刺史李贤的儿子、隋初任幽州总管府总管的李崇(《敦煌莫高窟第390窟“幽州总管府长史”题记考》)。第322窟发愿文中有“龙年”纪年,考虑到汉族并不流行生肖纪年,可能与龙年即贞观六年(632年)铁勒部契苾何力至敦煌内附有关,盛唐从化乡籍簿有突厥人名可能是这批契苾何力部落的后裔(《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龙年”题记试释》)。敦煌与中原关係密切,2002年发现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显示李无亏在敦煌战死后归葬长安,这是敦煌研究的一条新资料(《<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志>跋》)。敦煌壁画题材与风格多数与中原相关联,《历代名画记》对洛阳敬爱寺记载最详细,是研究敦煌壁画的重要参考(《唐东都敬爱寺考》)。敦煌陷蕃后,许多唐朝官员以为很快复唐,所以在写经题记中注明自己的唐任职务,以洗脱归蕃之罪(《河西节度副使杨颙之蕃任官职考》)。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有一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官府审理王奉仙档案资料,而莫高窟第166窟有“行客王奉仙一心供养”题记,如果结合起来看,第166窟的王奉仙可能就是吐鲁番文献所记载的开元二十年至开元二十一年从长安送军需到安西都护府的行客王奉仙(《读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札记》)。还有4篇短文讨论归义军时期史事(《独煞神与独煞神堂考》《曹议金执政前期若干史事考辨》《一条曹议金称“大王”的新资料》《曹元德功德窟考》),其中对独煞神即千手千眼观音的考证解决了学术界的一个困惑。

“下编”所收12篇文章属于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研究。中国佛教史上的高僧信仰最具有佛教中国化特色,本书稿收录5篇相关文章(《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敦煌写本<请宾头卢疏>考察》《祖师传承及其在中国的流行》《敦煌行脚僧图与藏传达摩多罗像》《敦煌双履传说与双履图本源考》)。需要说明的是,其中关于祖师像、行脚僧图两篇已经收入《敦煌佛教图像研究》一书,但考虑到都属于高僧信仰,故仍收录在本书稿中。

许多佛教资料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敦煌石窟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使我们有幸再次走进古代人们的生活,于是我们可以具体看到行香之法的演变(《敦煌莫高窟第276窟<行香说偈文>与道安的“行香之法”》)、民间用传帖形式进行佛教宣传(《敦煌研究院藏D0214<大慈如来告疏>校录并研究》)、道教对佛教的吸纳(《<太上洞玄灵宝天尊名>初探》)等。

书稿最后4篇文章大致可归于名物研究,有助于了解佛教仪轨和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敦煌与法门寺的香供养具》《敦煌所见经巾的形制、用途与实物》《敦煌壁画刷牙图考论》《吐蕃长度单位“箭”考》)。其中关于吐蕃长度单位“箭”的考证是笔者比较满意的一篇文章,吐蕃长度单位“箭”在敦煌蕃占时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流行,但现在人们对这一长度单位不得其解,藏族有用“箭”代表数字“五”,通过换算比对,得知一箭等于五尺,这一考证解决了学界的一个困惑,也说明吐蕃文化影响了敦煌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人学术素养先天不足,后天也远不及杨富学等同事努力,收入本书稿的文章多数属于札记性质,愧对读者,愿本书对读者有聊胜于无的作用。


王惠民

2017年2月16日于莫高窟

 

 

总  序

杨富学

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在中西的交往经久历程中,中国的茶叶、瓷器及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带来了影响,至今在西方人的生活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反观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传来的大多是香料、金银器等特殊商品,还有胡腾舞、胡旋舞等西方文化。尽管这些西方的舶来品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在壁画、诗词等艺术形式上西方的文化元素也有展示,但始终没有触及中华文明的根基。

早在远古时期,虽然面对著难以想象的天然艰险的挑战,但是欧亚大陆之间并非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著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沿路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草创期的丝绸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最开初起首要的交易物资并不是丝绸。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原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交流。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于是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成为可能。比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公元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才开始饲养马。双峰骆驼则在不久后也被运用在商贸旅行中。另外,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燃料。这样一来,一支商队、旅行队或军队可以在沿线各强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激发敌意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随著游牧民族的不断强盛,他们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的争斗、分裂、碰撞、融合,这使原始的文化贸易交流仅存于局部地区或某些地区之间。不过,随著各定居民族强国的不断反击和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和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促使张骞动身西域的大月氏西迁。这些都说明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出入中国的河西走廊和连通各国的陆路交通业已被游牧民族所熟知。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中原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其次是来自不同地域的商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中原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代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珍奇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诚如美国学者谢弗所言:七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更是繁荣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系统,如印度文化系统、中亚诸族系统、波斯—阿拉伯文化系统、环地中海文化系统、西域民族文化系统、河西走廊文化系统、黄河民族文化系统、西藏高原文化系统等等。而在这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无疑是中原汉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波斯—阿拉伯文化。

季羡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新疆。”这两个地方汇聚了四大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不仅是多民族地区,也是多宗教的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宗教,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印度教,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文化,都曾在这里交汇、融合,进而促成了当地文化的高度发展。尤其是摩尼教,以其与商人的特殊关係,始终沿丝绸之路沿线传播。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摩尼教自13世纪始即已彻底消亡,而最近在福建霞浦等地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与文物,证明摩尼教以改变了的形式,在福建、浙江一带留存至今。对霞浦摩尼教文献的研究与刊布,将是本丛书的重点议题之一。

季先生之所以要使用“最好的”和“最有条件”这两个具有限定性意义的词语,其实是别有一番深意的,因为除了敦煌和新疆外,不同文明的交汇点还有许多,如张掖、武威、西安、洛阳乃至东南沿海地带的泉州,莫不如此。新疆以西,这样的交汇点就更多,如中亚之讹答剌、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怛罗斯、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花剌子模,巴基斯坦之犍陀罗地区,阿富汗之大夏(巴克特里亚)、喀布尔,伊朗之巴姆、亚兹德,土耳其之以弗所、伊斯坦布尔等,亦都概莫能外,其中尤以长安、撒马尔罕和伊斯坦布尔最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有著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交流的坩锅,世所瞩目的长安文明就是由各种地域文化、流派文化融汇而成的,其来源是多元的,在本体上又是一元的,这种融汇百家而成的文化进一步支撑和推动了中央集权制度。在吸收整合大量外域文化之后,长安文明又向周边广大地域辐射,带动了全国的文明进程,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推向高峰,并进一步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同时中国的商品如丝绸、瓷器、纸张大量输出,长安文明的许多方面如冶铁、穿井、造纸、丝织等技术都传到域外,为域外广大地区所接受,对丝绸之路沿线各地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体现出长安文化的扩散性和长安文明的辐射性。这是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流、沟通的结果。在兼容并蓄思想的推动下,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长安,不断进取,由此谱写了一部辉煌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长安文化中数量浩繁的遗存遗物、宗教遗迹和文献记载,是印证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重要内容。

撒马尔罕可谓古代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其地连接著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三大帝国。关于该城的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为康国的都城,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由这里出发,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这里汇聚了世界上的多种文明,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都有传播。位于撒马尔罕市中心的“列吉斯坦”神学院存在于15~17世纪,由三座神学院组成,他们虽建于不同时代,但风格相偕,结构合理,堪称中世纪建筑的杰作。撒马尔罕的东北郊坐落著举世闻名的兀鲁伯天文台,建造于1428~1429年,系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天文学家、学者、诗人、哲学家兀鲁伯所制,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天文台之一。兀鲁伯在此测出一年时间的长短,与现代科学计算的结果相差极微;他对星辰位置的测定,堪称继古希腊天文学家希巴尔赫之后最准确的测定。撒马尔罕北边的卡塞西亚,原本为何国的都城,都城附近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面是突厥、婆罗门君王,西面供奉波斯、拂菻(拜占庭)等国帝王,这些都受到国王的崇拜。文化之多样性显而易见。

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最大城市和港口,其前身为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是世界上唯一地跨两个大洲的大都市,海峡以北为欧洲部分(色雷斯),以南为亚洲部分(安纳托利亚),为欧亚交通之要冲。伊斯坦布尔自公元前658年开始建城,至今已有2600年的历史,其间,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拉丁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位处亚洲、欧洲两大洲的结合部,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和欧洲部分的起点,其历史进程始终与欧亚大陆之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见证了两大洲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来自东方的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彼此融合、繁荣共处,使这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地区。

综上可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多元、民族和谐主要得益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族政策的宽松——无论是中原王朝控制时期,还是地方政权当政期间,都不轻易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丝绸之路上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相互切磋砥砺,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包含著各民族对各种外来思想观念的改造和调适。“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通过多手段、多途径的传播与交流,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构成一道独具魅力、异彩纷呈的历史奇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可称得上是一条东西方异质经济的交流之路和多元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又是不同宗教的碰撞与交融之路。

为了进一步推进“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价值的研究,本人在甘肃文化出版社的支持与通力合作下策划了“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的出版事宜,得到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学者的支持与响应。幸运的事,该丛书一经申报,便被批准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为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的兴衰演进及沿线地区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于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的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

今天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这5册图书只是该丛书的第一批成果,今后会连续出版第二第三批乃至更多,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导。


杨富学

2016年8月23日于敦煌莫高窟

相关阅读:

敦煌研究院版权所有 陇ICP11000088号-1号 敦煌研究院网站投稿邮箱 tougao@dha.ac.cn

Copyright For Dunhuang Academy (C) www.dha.ac.cn Tel:(86) 0937-886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