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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父亲
敦煌研究院 丨 李宏 丨 2014-6-20    访问量:  

1955年10月,李贞伯先生用气灯拍摄第220窟壁画-茹遂初摄影

今年是我的父亲李贞伯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的纪念日。岁月荏苒,但我对父亲的怀念却益加深切。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聊以抚慰缅怀之心。

父亲1914年9月出生在素有“才子之乡”的江西临川,生长在书香门第。我的先祖李宗瀚是清中期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祖父李证刚是我国著名的佛学家及敦煌学文献目录首创者之一,曾执教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
父亲自幼天资聪颖,我的祖父十分偏爱,因而祖父无论去哪里工作都会把父亲带在身边。父亲一直跟随祖父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他清高、淡然、执着的品格。

父亲1938年在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入了中央大学艺术系研究生,专攻花鸟画。1941年肄业。1940年曾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入选作品有油画五幅、国画五幅,中央教育部购买油画一幅作为鼓励奖。1945年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画展,展出国画百余幅。父亲在学校为人坦荡正直,结交了不少良师益友,徐悲鸿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使父亲受益匪浅。徐悲鸿先生曾为父亲的多幅画作题款。1946年我父亲应徐悲鸿先生的邀请,从重庆一同去北京接管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受聘为讲师兼任学校出纳主任。1954年经中央文化部推荐,父亲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即敦煌研究院)专职石窟艺术摄影,直到1986年3月退休。

1954年,常书鸿院长从北京接李贞伯先生来到敦煌工作,这辆“美式吉普”连同一台发电机是文化部送给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珍贵物资,图中左一为李贞伯

父亲1954年来到敦煌莫高窟后,因工作需要,忍痛放下了心爱的画笔,拿起了相机,开始了30多年的石窟艺术摄影生涯。解放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远离城镇的莫高窟比其它地方的工作生活条件更为艰苦。父亲因陋就简建起了摄影室——一架照相机,一间简易暗室,一名工作人员(自己)。他白天在洞窟拍摄,晚上在暗室冲洗、放大照片。那时父亲年富力强,不管盛暑严寒,春夏秋冬,整天扛着笨重的照相器材和蜈蚣梯在洞窟里忙碌着。父亲是“半路出家”搞摄影的,他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反复研究摸索,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木轨和反光板,用等距离拍摄接稿、用反光板多处布点采光等方法,解决了洞窟光线昏暗、巨幅壁画拍摄出现透视偏差及洞窟有中心柱塑像难以拍摄等问题,成功拍摄了第61窟窟顶(面积为194.66平方米)。父亲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他每次拍摄前,都要用一个美术工作者特有的挑剔眼光,反复试角度,选构图、布光线,一是为了获得摄影的最佳效果,二是尽可能地节约胶卷。

莫高窟第130窟以北石窟群-李贞伯1956年1月25日摄影

父亲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主要拍摄出版了《敦煌壁画集》、《敦煌艺术小画库》12册、《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壁画》《敦煌唐代藻井图案》等图书;拍摄了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各个洞窟壁画、塑像及保存现状等影像资料,为建立石窟保护档案之用;拍摄了1962年莫高窟加固工程施工记录资料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厄运降落到父亲头上,他被迫放下了相机,停止了工作。这一放就是十几年,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后,他才又重新拿起了相机。此时已是60多岁的父亲迸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他要把那荒废了的十多年时间抢回来。这个时期他拍摄出版了《敦煌艺术小丛书》《敦煌》等图书;与文物出版社合作拍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册;与日本吉冈荣二郎拍摄出版《敦煌遗书书法选》、《中国敦煌展》图录;与新华社合作拍摄莫高窟各时代壁画、彩塑存档照片1300张。1982年父亲拍摄的部分石窟艺术图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除此之外,父亲还为研究人员、重要来宾及重大活动拍摄资料图片不计其数。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父亲在莫高窟搞了一辈子摄影,留下了无数的图片,但他自己的照片却没有几张。父亲用一生的心血和手中的镜头,诠释着博大精深、精美绝伦的敦煌艺术,默默地“为他人做嫁衣裳”。

莫高窟上寺南面-李贞伯1956年4月9日摄影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从繁华的首都北京来到地处荒漠的莫高窟,脱下了西装,换上了布衣,过上了苦行僧般的日子。三年自然灾害,他在这里和全家人度过了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十年浩劫,他忍受了不堪回首的迫害侮辱,但所有这些,都未能使父亲选择离开,始终坚守在莫高窟。1960年大饥荒,敦煌文物研究所放了40天的“救命假”,父亲带着我们回到江西南昌。当时虽然全国生活都比较紧张,但是南昌比起敦煌好多了,在这里我们偶尔还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和鱼肉。当时我的伯父李世璋任江西省副省长,知道情况后,有意留父母亲在南昌工作,可是父母亲不肯,假期一满,又回到了敦煌。1979年,父亲的一位同学出国前专程到敦煌来辞行,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星期。看到我们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家里唯一的家具是配发的一张书桌,就极力动员父亲一道举家迁移澳大利亚,一切出国手续由她办理。说单凭我们画画,也会过上优裕的生活,但父亲婉言谢绝了。在父亲眼里,能在莫高窟和自己挚爱的敦煌艺术相伴一生,即使经受再大的困苦、磨难和屈辱,都是值得的。父亲从来未对当初的选择后悔过。

父亲1954年从北京调到敦煌时,他的职称是讲师,1986年退休时,他的职称仍然是讲师(后于1988年评为副研究员)。父亲在竭心尽力之后,坦然接受一切,持一颗平淡的心。石窟艺术摄影虽然和敦煌艺术保护、研究、弘扬工作密不可分,但很少有人提及父亲曾为此所付出的一切。当同事、朋友及家人感到愤愤不平时,父亲却淡然一笑,说:我问心无愧。父亲退休后在兰州居住,敦煌研究院的一位专业人员来到我家,对我父亲说:“李老,您把手里的胶片拿出来,我帮您编辑出书,既能让您扬名又能卖书挣钱。您看行不?”父亲一听,陡然变了脸色,厉声说道:“我拍的胶片都是院里的。我现在生活的很好。你走!我家不欢迎你。”弄得来人特别尴尬,只好讪讪离去。事后,我爱人问父亲为啥发那么大火,父亲说:你当他是为我好啊?他这是挖空心思要为自己挣钱。这是搞研究、搞学问的人吗?

父亲一生最痛惜的事情,就是“文革”期间损毁了自己的藏品和画作。我的母亲万庚育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美术系油画专业,曾是徐悲鸿先生的得意门生。父母亲是1948年同在北平艺专工作时结婚的,证婚人由徐悲鸿先生担任。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徐悲鸿、廖静文、吴作人、萧淑芳、李瑞年、李可染、李苦禅、王临乙、董希文 ……等恩师和画界大师,他们带来自己的画作作为贺礼,父母一直视若珍宝精心收藏着。“文革”中,父母亲是重点批斗对象,造反派一拨又一拨地来抄家,家里常常被翻得乱七八糟。父亲亲眼看着自己的画稿、画笔和金石名家刻的印章等珍贵物品抄出来后被践踏损毁,心痛之至。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带着我把家中所收藏的结婚贺礼和自己的画作一同焚毁了。只留下了一张自己画的《鷹》,上有徐悲鸿先生“飞扬跋扈为谁雄”的题款,父亲将画叠成方块放在一堆废报纸里,方才躲过了一劫。父亲把与徐悲鸿先生合影照片、吴作人先生从伦敦寄来的明信片,还有自己的结婚来宾签名及婚纱照等一些体积小易藏匿的物品交予我,让我偷偷带到我下乡劳动的地方,才使这些物品侥幸的保存了下来。焚毁画作是父亲一辈子的痛,直到他去世也未能释怀。

父亲退休后工资虽然不高,但他对生活充满了兴趣,对艺术执著——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对世间所有的美好事物的追求。每天看古典名著,背唐诗宋词,兴致来时提笔画画花鸟鱼虫,偶尔还唱几句京剧。父亲90岁时,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木兰辞》、《长恨歌》等长篇诗词。节假日和星期天,父亲最乐意我们全家陪他出去游玩,或去白塔山、五泉山、兰山观景,或去公园品茶,或去吃手抓羊肉、北京烤鸭……。父母亲相惜相知,携手相伴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父母亲在一起常常谈论当年跟随徐悲鸿先生学习工作的情景,谈论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但谈论最多的仍然是敦煌莫高窟。谈壁画、彩塑、构图、敷色、线条……,乐此不疲,好像依然徜徉在莫高窟的艺术殿堂里,神情是那么的陶醉,那么的满足。偶尔谈起当年挨批斗、当羊倌的情形,竟然也兴致勃勃,似乎还透露出那么一丝丝眷恋。

那些年因为种种原因,我和父母亲总是分多聚少,加上父亲为人低调,很少提说家世及工作,我对父亲的认识是模糊的,对父亲放弃出国、回京、去南昌等令人羡慕的机会,矢志不渝的坚守在莫高窟的做法一直也难以理解。1992年我从外地调回到父母亲身边,在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耳闻目睹,细细品味,才使我真正认识了父亲。父亲虽一生平平淡淡,默默无闻,但在平凡中却折射出了他执着追求,忠诚敦煌艺术;心境淡然,宽容面对一切;历经磨难纷扰,依然向往恬静美好的高尚人格和品质。

父亲,我永远敬仰您;父亲,我永远怀念您。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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