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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轶事——缅怀窦占彪和吴兴善二位工人师傅
敦煌研究院 丨 孙儒僴 丨 2017-7-31    访问量:  

大约上世纪在莫高窟工作的人们对两位工人师傅是熟悉的,对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深感敬佩,他们相继于三十年前和十几年前去世,至今我对他们还深深地怀念着,对他们在莫高窟从事的工作和业绩难以忘怀。他们两位从事的工作又截然不同,以下我分别做点回忆。

一、窦占彪师傅

窦师傅是敦煌县东郊窦家墩人,因为家贫,从小没有念过书。后来为了求生,青年时候就在敦煌县当过短时期的警员。1941年张大千来莫高窟从事考察和临摹壁画,县上派窦占彪及另一位警员来莫高窟为张大千做警卫。窦占彪虽不识字,但人很机灵、勤快,说是做警卫,实际是为张大千的一帮画家们打杂。搭架子、安梯子、抬画板,什么杂务活都干。他的话不多,做事勤快所以深受他们的赞赏。

到了1943年常书鸿先生来莫高窟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同时也结束了在这里的工作,临别前把窦师傅介绍给常书鸿先生,从此窦师傅与莫高窟结下了不解之缘,终其一生都在莫高窟从事石窟保护的工作。

1947年我初来莫高窟,常先生安排我进行石窟测绘,第一个任务是测绘几座唐宋窟檐,当时没有现在的加固工程,第427、431、437等窟檐也十分残破。窟檐的栈道梁已残断,测量前常先生安排窦师傅为我搭设架板和梯子,看起来架板就是一个破门板,一个短梯子,下面是悬崖,我心里惴惴的害怕不牢固,但还是鼓起勇气上去试了一下,比想象的要稳定的多,这是我和窦师傅的第一次合作。因为是第一次接触我们没有什么交谈。

1949年秋临解放的前夕,研究所职工们生活无着落,本地的职工人员纷纷离职,各谋生路。窦师傅也曾短暂离开过几个月。当时常所长不同意他离开,但窦师傅为了生计就不辞而别了。到1950年中期我们一伙人在敦煌南关外与窦师傅不期而遇,我们劝他回来,他就很痛快地同意了,我们问他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他说:“哎,说不成了,去年秋天在南山为人家挖金子,差点没死在那里”。他这次回到莫高窟就是一生了。

我和他接触开始多起来是在1952年成立了保护组之后,我们成为工作中的长期合作伙伴,老搭档。1952年窦师傅和我都参加了刘家峡炳灵寺的考察。我和窦师傅同时住在炳灵寺当时的下寺,睡在一个炕上,晚上炕上油灯昏黄,我们之间除了聊天还看到他不时的在昏黄的油灯下翻看一个小本子,我问他在学什么?他说在学拼音,要是学会了拼音,就会认字了,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拼音,但可惜的是他只学会了拼音,而拼音只是学习汉字的拐棍,他始终没有丢掉拐棍,没有利用拼音这个拐棍继续学习汉字,所以他认识的汉字不多。我记得文革期间大串联,窦师傅也随所里的一些人去了北京,家里收到了他写的一封家书,他的家人打开一看全是拼音文字而且拼的不够规范。他的子女们拼不出来就来找我,我也不会汉语拼音,后来我通过查字典等方法勉强拼出了信的内容,原来是一封平安的家信。信中说是他到了北京,住在中国美术馆,人多的很,睡得是地铺,下面铺的是稻草等等。在以后的接触中他说:我后悔学了拼音没有继续学汉字。有时我看见他在本子上记的东西也是用拼音这种方法记事,只有他自己能懂,不适合与别人交流,可能他的好多工作经验和好点子就因为文字不能交流而埋没了,非常可惜。但我也是深受感动。

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和窦师傅一直搭档从事石窟保护,事情太多无法一一细数,如整理千相塔出土的残像;五十年代初还参加了考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参与天梯山的剥取壁画、迁移塑像等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工程。也是五十年代,对莫高窟石窟内大量的大面积空鼓的壁画作边沿加固,限于当时的条件,仅用草泥封闭破裂壁画的边沿,虽说粗糙一点,但效果不错,让空鼓的部分不至于掉落下来,为以后进行壁画修复创造了条件。在这些工作中他不但是出力气,而且开动脑筋想出了不少的好点子。六十年代修缮莫高窟大泉东崖的塔群,在最南端一座僧塔的上部一个空洞中发现一本西夏文的金刚经。1965年由他带领几个普工独立搭成130窟从底到顶的脚手架,搭架过程中在南壁一缝隙中发现一卷唐代丝绸彩幡,这都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

我还没有到莫高窟之前,窦师傅在修缮莫高窟中寺后东北角上一座土地庙时曾发现四十多件北魏等朝代的写经,当时在场的的有向达、苏莹辉等知名学者。这一发现成为继王圆箓发现大量藏经洞文物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而这些都是窦师傅发现的。如果说是偶然,还不如说是他在工作中的细心操作的结果。

第427窟是隋代的的大型石窟,前室南侧的金刚力士,主室西侧的协伺菩萨因年代久远,高约三米多的塑像都有前侧倾倒的迹象,金刚力士后背离后壁约10厘米,而两尊菩萨离墙3、4厘米,五十年代,我和窦师傅在塑像前支撑了两根木根以防突然倾倒,这种临时措施实在有碍观瞻,但当时的确没有其他办法可想。1964年文保所老专家祁英涛来莫高窟考察,我曾请教他这几尊塑像如何扶正。他回答我说:“文物的种类繁多,病害也千奇百怪,谁都没有现成办法处理各不相同的文物病害,只有大胆设想,小心谨慎的从事,一切经过试验来解决”。后来我和窦师傅多次商量终于有了办法,由窦师傅圆满完成了三身大型塑像的扶正工作。金刚力士每身估计都重达一吨有余,要把它放倒45°,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又安全扶正。在那个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可真不是简单的事情。第45窟的一组塑像基本完整,造型也很精美,佛龛中的阿弥陀佛作结跏趺坐,但下垂的袈裟断裂成了几片,在上世纪40年代被人放在佛龛上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到50年代初,我只是告诉窦师傅想办法去修复,窦师傅就不声不响地去干了,几天后断裂掉的袈裟碎片竟被修补上去了,而且是天衣无缝,真令人佩服。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修补好的袈裟依然完好,如果我不提此事,也许今后谁也不会了解这事了。

在炳灵寺考察期间为了大专家登上高层洞窟考察方便决定制作高梯,我们从当地去买木料,这些木料就是直接砍下来的树木。这种木料还是湿的,所以十分沉重,而且高度也不够。我和窦师傅就与木匠商量着拼接到合适的高度,木梯制作好了但其重无比。就凭借着这样的高梯供专家们爬高上低进行考察,窦师傅还利用这架高梯拓下一张摩崖题记,我记得大概是北魏延昌年间的。继考察炳灵寺之后,又继续考察了天水麦积山。当时气候已经转凉,东崖大部分洞窟都可以上去,少数洞窟要架设梯子。我们还是仿照在炳灵寺考察时的方法制作了笨重但还算实用的高梯。一次常所长去勘查一个洞窟,因为新砍伐的松木制作的高梯太重,移动十分困难,窦师傅与其他两位工人一起搬动梯子,因为配合不太好,梯子轰然倒下。在大家的惊呼声中,梯子从窦师傅的腿前倒下,躲避不及他左腿膝盖遭受重重一击,虽未断裂,但伤势不轻。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就只能托人在附近小镇上买了一瓶松节油涂抹一下,之后窦师傅又带着伤痛坚持协助专家们的考察工作。但是这次受伤后没有及时治疗带给他的伤痛伴随了他的一生。

文革初期,文物研究所当时只有40多位职工,却分成了好几个造反派,还有不少被批斗的人员。一批造反派为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在上中寺之间的路上树立了一座照壁式的大牌坊,高7、8米,宽4、5米。在上面要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造反派们下令由窦师傅带领我们一帮以各种名目被揪斗的人员,要在两三天之内完成修建任务,第一天用土坯连夜赶工,窦师傅负责砌墙,我负责和泥,其他人有的搬运土坯,有的拉泥土,不敢稍有懈怠。到了大约晚上十一点钟吧,窦师傅把瓦刀一放,大声说:“收工!”当时我们当小工的已经累的腰酸背痛了,师傅说收工,我们像获得大赦一般,放下工具停止干活。不知是那个在监工的造反派跑过来质问:“谁让停工的,为什么不干了?”窦师傅理也不理,从脚手架上下来径自朝上寺他的家中走去。第二天我悄悄问他:“昨晚你怎么敢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说:“黑灯瞎火的半夜了,从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人咋办。”

窦师傅是一位性情耿直的人,从不吹牛拍马,也不畏权势。例如老窦在青年时期从张大千在莫高窟时就在为保护石窟工作,出身贫苦,不会有什么历史问题,就是这样文革时期还有个姓p的造反派跑到窦师傅家要他交待历史,窦师傅两眼一瞪:“咋了?没啥要说的!”窦师傅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根本不把炙手可热的P某人放在眼里,让其自讨没趣,灰溜溜的走了。

窦师傅对从事的石窟保护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虽然他没有文化,年轻时既没有学过泥瓦工更没有学过架子工,但多年的文物工作中,凭着他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劳动,成为了一个能工巧匠,无论是泥瓦工还是架子工都做得头头是道,这是他勤于学习、善于观察的结果,窦师傅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石窟保护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去世。我作为窦师傅的工作搭档,对他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思念着远去的窦师傅。

窦师傅在修塑像

 

二、为莫高窟营造绿色的吴兴善师傅

吴师傅的生平我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武威人,年轻是就出家当了道人,我和他的相识要追溯到1949年的夏天了。当时的艺术研究所经费短缺,人员星散,最后只剩下不到20人了。因为生活困难,人们心情不好,常书鸿所长安排几个业务人员去月牙泉走走、散散心。到了月牙泉,有一位年轻的道长,身材高大,红光满面,五缕青髯飘拂在胸前,颇有仙风道骨的仪态。道长对我们拱手相迎,把我们让进了道观,又忙着为我们敬茶。茶是温凉的,我们在戈壁上长途跋涉之后,干渴难耐,一碗凉茶好似甘露一样沁人心脾。我们请教道长贵姓他说:“免贵姓吴。”他还说他经常到莫高窟住在三清宫(下寺)。那时莫高窟人烟稀少,三清宫里搭了个天棚里面阴森森的,我们也很少进去,所以也没有相遇相识的机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敦煌经过土地改革,庙产分给了缺少土地的农民,寺庙道观也成为公产。吴道长没有生存之道后,就只好住到了莫高窟三清宫,从此也就留在了莫高窟。后来研究所就让他管理莫高窟的园林,从此以后吴道长变成了吴师傅,长年累月铁锨从不离身。上世纪五十年代莫高窟开始大力植树,扩大绿化面积。每年吴师傅在植树之前就准备好树苗,疏通渠道,待大家把树苗种上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吴师傅的了。他要操心及时浇水,又要当心不要跑水淹到洞窟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泉东岸公路两侧开阔地带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就是在吴师傅的建议下栽种的。在1955、1956这两年春季我们全所职工都参加了在这片荒滩的植树,我清楚地记得公路两旁许多毛白杨是吴师傅亲手种植的。几年之后在吴师傅的精心管护下,原来的荒滩地终于改变了面貌,成了绿树成荫,遮天蔽日的林地。大牌坊两侧的毛白杨也是吴师傅亲手栽种的。

从莫高窟上游流下来的大泉河水每到夏天的涓涓细流是难以满足窟区和东岸林木灌溉的需要,所以每到夏天吴师傅彻夜的引水浇树,合理利用水源,保证莫高窟各处的林地都能被浇到。他经常是铁锨不离身,困了就躺在林间的草地上休息一下。他还总是说:“夜里水大一些,不仔细照看着浇树,要是跑水进了洞子或淹了房子那就了不得了啊!”吴师傅就是这样年复一年的养护着莫高窟的林木。

到了八十年代吴师傅的年岁渐长,身体不太好了,所里安排他到西千佛洞做保管员。1985年西千佛洞进行第二期加固工程,他给我说:“我经常到工地转悠,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偷工减料。”我说:“那就太好了,你看着让他们不要一次把沙浆和得太多太稀,砌石料时沙浆要填的饱满,不能留有空洞。”于是他非常认真的做着工程监工。

有次他女儿给我说:“孙叔,我爸爸岁数大了,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西千佛洞,我们有点不放心,把他调回来吧。”但吴师傅却不愿意回来,说:“这里好,清静。”直到退休。吴师傅精心经营和管理莫高窟和西千佛洞的林木,使我们在干渴的荒漠中有一片绿荫,戈壁滩上有了一片清凉的世界。

吴师傅在西千佛洞

窦、吴两位工人师傅终其一生守护着莫高窟,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现在两位工人师傅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们的业绩尚存,让我们现在的莫高窟人缅怀着他们,学习他们尽职尽责,忠于职守的精神。


(我的二女儿为此文整理打字)

2016年6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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