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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P.t.993《僧院图》与莫高窟城城湾遗址
敦煌研究院 丨 马德 丨 2015-1-26    访问量:  

敦煌遗书P.t.993是一幅描绘风景的线图:山谷中,小河边,在佛塔与树木环绕的台地上,有一处类似佛寺的建筑院落,内有藏文题书。上世纪80年代初,法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即收此图;法国学者拉露目录作“山屋图”[1];1996年,日本与法国联合举办“丝绸之路大美术展”中展出此图,日本出版展览图录说明作《僧院风景图》,认为系敦煌地方寺院的印象之作[2]虽然也提到藏文铭文,但未作译解,只是据其说明该画受到吐蕃影响云云。笔者较早注意到这幅图。1987年,曾就其中的藏文题记请教过藏族老师,曾被解释为“万佛殿”,但图中所绘建筑与敦煌壁画中的佛殿相去甚远,就是与现代寺院中的佛殿几无相同之处;加之没有“按图索骥”,亦未发现过有关“万佛殿”在敦煌建于何时何地之任何资料,所以虽然关注多年,但一直没有作出满意的成果。2012年,赵晓星博士发表《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将此画定名为P.T.993《吐蕃寺庙图》,以探讨莫高窟塔、窟垂直组合的形式的源流和风格特征;该文对图中和藏文题记Shod kyi bshad kang dang dge vdun gyi knas khang作了翻译:“下部的讲堂和僧舍”[3]对本图有了新的认识。

P.t.993

最近应笔者之请,西北民族大学的杨本加教授和青海师范大学才项多杰教授又对本图中的藏文题记作了如下翻译和解读:

Shod(下面、山下、低处) kyi(的) bshad kang(讲堂) dang(和) dge vdun (僧伽)gyi(的) knas khang(住处)。

杨本加教授还注意到:图上方山沟处有一字为“shar”(东),应该是指方向。

因此可以确定译文应该是“下方的讲堂和僧伽的住处”。这里明确了图中和建筑是讲堂和僧舍。讲堂是僧人们修习的地方,僧舍中僧人们的住所,这些都是僧院必须的建筑,所以日本展览图录定名为“僧院图风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本图绘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讲堂和僧舍肯定是当时已经有的建筑。特别是讲堂,是作为莫高窟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建筑被写进公元865年的《莫高窟记》的。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引起从事莫高窟的历史研究的笔者的注意:

1.  莫高窟记[4]

2.  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年中],有/沙

3.  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巡[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

4.  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

5.  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

6.  二僧。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严寺。自兹以后,镌造不绝,

7.  可有五/百余龛。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

8.  大像,高一百  尺;又开元中乡/人马思忠等造南

9.  大像,高一百廿尺。开皇时[年]/中僧善喜造讲堂。从初凿窟至大

10.历三年戊申岁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

11.[年]。         [时]咸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

《莫高窟记》将隋代善喜建讲堂与乐僔法良创窟等并列为莫高窟历史上之大事。而讲堂在莫高窟于何处?这里有五代时期的一则抄经题记透露出一些信息:敦煌文书P.2963《净土今佛观行仪经卷下》末尾题记云:

“时乾佑四年(五代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1年)岁次辛亥逐宾之月(五月)冥雕十三叶(二十八日)于宕泉大圣先(仙)岩寺讲堂后弥勒院写故记”[5]

这则题记显示,莫高窟隋建讲堂与仙岩寺为一地,它的范围内还有弥勒院等建筑物,而仙岩寺一名也一直到五代时还在使用。这里就需要从《莫高窟记》所谓“晋索靖题壁号仙岩寺”说起:

据贺世哲先生研究,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为西晋时以草书出名的“敦煌五龙”之首;索靖西晋时在朝为官,公元303年战死,追赠司空。唐代敦煌文献在追述莫高窟早期历史时有云:“虫书记司空之文,像迹有维摩之室。” (《吴僧统碑》。虫书又称鸟虫书,草书之一种,此处即指索靖所书)“晋司窟索靖题壁号仙岩寺”所用书法技术[6](《莫高窟记》)又,公元10世纪中期的《董保德功德颂》(S.3329)也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石壁刀削,虫书记仙岩之文;铁岭锥穿,像迹有维摩之室。”这里将“司空”作“仙岩”,实际上更明确更具体地说明了晋司空索靖的鸟虫书与仙岩寺的密切关系。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无论是传说还是追忆,答案都是一样的:“索靖题壁仙岩寺”是莫高窟历史上不容怀疑的事实。

贺世哲先生曾判断索靖题壁及法护译经之地点应该在莫高窟:“索靖时期敦煌佛教盛行,不但集中了一批经竺法护为首的高僧,“立寺延学”,翻译佛经,而且“道俗交得”、“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同时,高僧多喜隐居深山,据《高僧传》,法护与弟子法乘等均如此。戈壁滩中宕泉河畔鸣沙山麓的绿洲,正是敦煌地区最适合修行的好地方。因此,当时有僧人在此建寺,名人游历至此,题书壁上,也是不足为奇的。”[7]索靖与竺法护为同一时代活动于同地区的文化人,而且活动的地区范围十分有限。法护译经也好,法乘传教也好,或是索靖题壁也好,总得在敦煌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可能随风云飘走。因此,贺先生的推断有理有据,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笔者在从事敦煌莫高窟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对“索靖题壁仙岩寺”一直作为重点问题来探讨[8]当时主要利用常住莫高窟的便利,对莫高窟及其周围的环境作过多次反复详细的考察,一直认为,莫高窟城城湾,可能就是竺法护当年“微吟穷谷,枯泉漱水”、“濯足流沙,领拔玄致”之地;当年法乘“立寺延学,忘身为道”之地;当年索靖“题壁仙岩寺”之地;也是后来的是讲堂、崇教寺塔和弥勒院所在,它的历史在敦煌比较早,至少比莫高窟创建时间要早;而且,它作为一处综合性的佛教建筑群,在敦煌存在和被使用了很长的时间。这一推测最早发表,则是到进入新世纪之后[9]当然,这也是一个一直没有得过学界,特别是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认可的推测。

十分庆幸的是,P.t.993的线描图和藏文题记,为我们提供了城城湾遗址即为晋代古刹仙岩寺和隋代讲堂等一系列佛教建筑的直接证据。主要是因为绘于吐蕃时期的此图藏文题记明确指出所绘为讲堂,遂成为研究莫高窟历史的宝贵资料。

首先我们看图中的描绘,站在南边,由南向北,建筑物的门是朝南开的,前面的河滩与玉带般环绕的小河,对岸的悬崖峭壁及其上的峰峦壑障,正是城城湾现存的实景!

城城湾-由西向东望(摄影:樊雪崧)

城城湾-由东向西望(摄影:孙志军)

其次就是藏文题记,明言此处为讲堂和僧舍。从城城湾遗址现存情况看,平台上有足够的空间建造大型房屋,现存的可能是五代的土围子就是当时的楼堂馆舍式建筑。只是作为土木建筑,一般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不会完整的保存下来;在遗址尚未发掘之前,这一切都是推测。但我这里要讲的是,莫高窟乃至敦煌历史上的作为佛教建筑的讲堂,就只有隋代所建一处的记载,没有发现第二处。P.t.993线描图所示,明显是在山谷之中,而不是在闹市或者是戈壁上。

再次,讲堂和僧舍作为僧人聚居活动之地,应该在比较僻静的场所。城城湾离莫高窟约1000米左右,在宕泉河谷中向南后森向东拐了个90度的弯,这里群山环抱,林草茂密,流水欢歌,鸟语花香,环境幽雅,视野独特,是一处绝佳的修习之所。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P.t.993所绘正是城城湾遗址的一部分。当然,不能否认本图和示意性或作者的随意性,但总的看来还是非常客观的接近于今天的速写线图。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此图为一残卷,首尾俱缺。原应该为一长卷,两边还应该有更多的画面是一幅完整的城城湾佛教建筑图卷。这里题中明确为“下方”或者是 “低处”,就是说它还有“上方”或“高处”,那就应该是佛殿和其他建筑。

塔夫提拜山岳寺院(图片由作者提供)

在印度和中亚早期的佛教寺院建筑群中,有一类山地寺院,多位于远离村镇和城市的山谷中,为满足修习所要求的安静环境而建;寺院建于山坡平凹面,各种功能的建筑依地形而布局,于是也就有了高低上下之分;一般来说,佛殿都在高处,僧舍都在低处。现存佛教遗址中最典型者要数建于公元2世纪的犍陀罗塔夫提拜山岳寺院,该寺院位于山坡的平坦地面,在高处建塔院,向下是中庭,再向下是僧院,塔院与僧院隔中庭相对;塔院中心现存塔的方形基台,院内三面是敞开的方形小礼拜堂,堂中供奉佛和小塔;僧院内三面是成排居室,即僧舍;僧院西侧是讲堂,另有食堂[10]从照片中明显看出这处建于山谷之中的佛教建筑群和整体布局,依山形地势分上、中、下三部分,僧院(舍)与讲堂位在一起,位于下方——从平面实测图则更是一目了然[11]

塔夫提拜山岳寺院平面实测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样看来,P.t.993所绘下方的讲堂和僧舍,所展示的实际上也就是早期的佛教建筑群的一部分,与塔夫提拜山岳寺院的格局完全一致,这就充分证明了城城湾为敦煌最早的佛教建筑群遗址。图示与塔夫提拜山岳寺院不同者,是僧舍与讲堂周围多出许多佛塔,这显然不是塔夫提拜寺院中“塔院”之塔,多为当地僧人灵骨之塔。这是因为,吐蕃时代上距塔夫提拜山岳寺院的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相隔数千里之遥,有些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而P.t.993所存此图未见塔夫提拜山岳寺院之塔院(应该是佛殿)部分,即上方部分,并不是当时城城湾没有佛殿建筑,可能早已毁坏。前面已经说过,本图原为一长卷,现存的这部分可以定名为仙岩寺僧院图外,还应该有已经不存的两头的其他佛教建筑图卷。

敦煌文献中,与莫高窟讲堂相关的佛教建筑记载,还有隋代的崇教寺舍利塔与宋初的普净塔。敦煌文书S.3929《董保德诸佛事功德颂》有整理稿和草稿两份,整理稿有云:

“又于窟宇讲堂后造此普净之塔”[12]

草稿则保存了造塔的较为详细的记载:

“又有信心募召,彩绘灵龛。住泊时多,居傍日久,因即行侣,会坐上下商宜,共修此古精蓝,报答君恩。施主岂非好事,遂乃同音异口,共办齐欢。即日施工,下手建造。即于古塔下得珍珠缨珞一瓶子,可有贰升;次来内有某物,当破上件物色,造一珠□可藏,以酬先人心愿也。”[13]

这里显示,董保德所建普敬塔既然位于讲堂之后,那就应该与原索靖题壁仙岩寺、隋开皇僧善喜所造讲堂、后来的弥勒院等建筑在同一处;普敬塔很可能是今莫高窟以南500米处的宕泉河谷的城城湾花塔。

又,记载普净塔是在古塔遗址上重建,而且在建造过程中从古塔下发现诸多色物。那么这个古塔就应该是隋代的崇教寺塔。

敦煌(隋代瓜州)崇教寺塔为隋仁寿元年所建:佛教史籍《广弘明集》卷第十六,《佛德篇第三之三·隋造舍利塔诏》

隋文帝(自注一十六州等)

“……汝州 瓜州……”[14]

同上《广弘明集》之《舍利感应记》: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15]

来瓜州崇教寺造塔者为智嶷和尚。《高僧传二集·隋京师静法寺释智嶷传四十二》:

“释智嶷,姓康,本康居王胤也;……仁寿置塔,敕召送于瓜州崇教寺;初达定基,黄龙出现于州侧大池,牙角身尾,合境通瞩,具表上闻。”[16]

莫高窟武周《圣历碑》记载了崇教寺:

“爰自秦建元之世,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踪,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建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17]

据此可知,隋代兴建舍利塔的崇教寺,一直到武周时期还存在于莫高窟。其位置应该就在僧人聚居的城城湾。

本文作者推测的讲堂、僧舍位置

敦煌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名塔极少。董保德等人能发现珍珠璎珞的古塔,就只能是由帝王赐建的崇教寺塔了。所以笔者认为,隋唐时代莫高窟的崇教寺,应该就在晋代仙岩寺的范围之内。具体地说,就建在讲堂与僧舍附近,以便于僧人们礼拜。而董保德于讲堂后所建之普净塔,应该就是至今尚存的城城湾花塔。诚然,普净塔的兴建是在P.t.993僧院图绘制以后的事,但它是在隋代舍利塔的原址上重建的;P.t.993中就应该绘有位于讲堂之后的崇教寺舍利塔,这就是我们从图中处看到的紧挨着僧院的那座最大的塔,其所处位置也与今花塔的位置相契合。隋代的舍利塔,虽然不是像塔夫提拜山岳寺院那样建在高处,但功能是一样的,而且建于僧舍和讲堂旁边,更方便于聚居在这里的僧人们礼拜和修习。

P.t.993所绘之僧舍,证明城城湾遗址为僧人长期居住与修习之所在:竺法护和他的弟子们最早应该就是在这里翻译佛经;特别是北朝以来,有别于莫高窟长期大兴土木的喧嚣;隋代建讲堂和舍利塔,以及后来作为写经场所的弥勒院,也都是考虑了便于聚居的僧人们参拜和修习;而且,吐蕃时代这里也还是一个僧侣聚居活动的主要场所。

吐蕃时代的画师为什么要绘制这幅城城湾的风景图呢?目前除了这个地方的自然和人文意义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但泉河谷景色绝佳处甚多,画师却未绘别处;从这一方面讲,城城湾的人文意义更大。作为敦煌最古老的佛教建筑,它见证了佛教多印度和中亚传入中国的历史;作为西晋古刹,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的发祥地,作为历代高僧名僧聚成与活动场所,它的文化底蕴和皇家风范,足以让后来者驻足垂念。

P.t.993所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莫高窟前的宕泉河在唐代也就是今天所见的一条小溪。唐代碑文所谓“前流长河,波映重阁”[18]的真正含义需要作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2015年1月18日初稿于兰州



[1] 转引自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注记目录》,民族出版社

[2]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丝绸之路大美术展》,读卖新闻社发行,1996年,第110页。

[3] 赵晓星《莫高窟吐蕃时期塔、窟垂直组合形式探析》,〈中国藏学〉2012年第3期。

[4] 原文见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及敦煌遗书P.3720V,参见笔者《莫高窟记浅议》,《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5] 参见笔者《莫高窟记浅议》,《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6] 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96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7] 同上

[8] 参见拙作《莫高窟记浅议》,《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敦煌石窟营造史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等

[9] 见拙作《莫高窟新发现的窟龛塔墓遗迹》,《敦煌佛教艺术文化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10]图片采自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Ⅰ》插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月,

[11]参见贾应逸《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13-114页。

[12]参见拙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32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13]参见拙作《〈董保德功德颂〉述略》,《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14]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

[15]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

[16]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卷。

[17]参见拙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27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18]文见莫高窟第148窟《大历碑》,参见拙著《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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