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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期“敦煌读书班”简报
敦煌研究院 丨 文 / 黄京 丨 2015-7-22    访问量:  

时间: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下午2:30

地点: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阅览室

主持人:张先堂(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1、主讲人:马德(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题目: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寻踪-兼论莫高窟创建渊源

摘要:关于敦煌莫高窟始建年代,目前学界一直使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说法,但“索靖题壁仙岩寺”之记载,却成为前秦时期创建说的矛盾点,由于史料记载缺乏,这一矛盾始终困扰着学界,马德研究员的《敦煌菩萨竺法护遗迹寻踪-兼论莫高窟创建渊源》一文,为解决这个矛盾,把敦煌莫高窟营建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马德研究员通过五个部分,依据相关文献如P.T993、P.2691、S.3329等记载,以竺法护的活动踪迹为线索,为我们论述了莫高窟创建渊源。

第一部分马德通过梳理竺法护的译经过程,认为竺法护通过翻译大乘佛教经典特别是《正法华经》,对中国的大乘佛教起到奠基作用,同时也使得竺法护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敦煌菩萨”,这让敦煌的名字和这位高僧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使敦煌实际上成为大乘佛教的发源地!

第二部分马德研究员通过多年研究和多次实地考察,结合文献P.T993等记载,考证出P.T993所绘之图就是今天敦煌城城湾遗址的当时面貌,并进一步论证出城城湾是莫高佛窟创建前的汉晋遗址,而当年城城湾可能就是竺法护“微吟穷谷,枯泉漱水”之地,索靖也在此题壁仙岩寺。

第三部分,马德研究员叙述了西安敦煌寺与竺法护的关系。马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定西安敦煌寺是当年竺法护翻译佛经和建立僧团的场所。今西安敦煌寺内保存有清末光绪时期所立碑《圣严寺并入广仁寺管理记》,该碑文记载了西安敦煌寺的历史沿革,其中涉及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一事,也印证了马德的观点。

第四部分马德研究员重点阐述了竺法护与敦煌莫高窟创建的渊源关系。马德从敦煌莫高窟所宣扬的大乘佛教思想出发,依据P.2691《沙州城土境》的记载,认为《莫高窟记》所谓“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严寺”,可能是从昙猷凿窟算起,而竺法护和昙猷二位大乘佛教高僧,将大乘佛经的禅学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就是成为敦煌莫高窟的创建历史渊源。昙猷的佛事活动场所就是当时的仙岩寺、今天的莫高窟城城湾一带。

最后马德论述了仙岩寺的变迁。他认为隋唐时代的莫高窟崇教寺就是晋代的仙岩寺,而城城湾遗址目前保存的一处大的建筑遗址—土围子,很可能就是五代写经题记所记载的写经场所、讲堂、弥勒院。

评议人:李尚全(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所长,(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扬州大学佛学论丛》年刊主编,《寒山寺佛学》年刊常务副主编)

根据马德的学术发言,李尚全博士从文化交融的角度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马德此文是敦煌莫高窟营建史上的重大发现,把中国佛教的源头找到了,把敦煌文化的源头找到了。


2、主讲人:山本孝子(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

题目:浅谈《五杉练若新学备用》的研究价值

摘要:《五杉练若新学备用》又名《五杉集》,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僧人应之撰述,因历史久远,该集在中国境内已大部遗失,有少量内容保存于宋刻本《释氏要览》等所征引的佚文中。近期在日本驹泽大学图书馆公布了朝鲜重刊本《五杉练若新学备用》,显得弥足珍贵,对该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书仪的使用范围、书仪的流传以及书仪格式的复原等。山本博士还提出了今后对该书的研究空间在于对《五杉集》的全书释读、与敦煌遗书的比较互证以及对书仪使用的时代、地区、社会身份群体的分析等等。

评议人:冯培红(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教授,博导)

冯培红指出日本驹泽大学公布的这则新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因为《五杉集》作为五代南唐时期的书仪,它与敦煌归义军处于相同年代,但是该书在国内已经失传,日本收藏的这本《五杉集》是朝鲜刻本,这就为我们划出了一条书仪使用的地域线索,并且从内容看,这本书仪是在世俗人群中间使用,这就说明书仪的使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僧人,从而扩大了我们研究的对象。鉴于该书是朝鲜刻本,冯培红认为如果把这本《五杉集》放在朝鲜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去研究会更好!


3、主讲人:高启安(历史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教授)

题目:“来通”传来与唐人罚酒

摘要:《太平广记•篡异记》是一则牵涉唐人罚酒的故事,内容透露出“抛觥”是一种中国古代在饮酒中对不遵守规则者进行科罚的方式,高启安教授以此为线索,为我们揭示了西方饮酒器“来通”与唐人罚酒的关系。

高启安教授收集了大量“来通”的图版资料,首先展示了饮酒器“来通”的形制以及中国出土的殷商、西周时期类似“来通”的器具,使我们对“来通”有了直观的印象。

其次论述了中国古代以觥罚酒的过程及要求,即“明府”将酒斟于觥中,犯者右手“引觥”,左手执旗;律录事命歌妓度曲送酒,被罚者必须一饮而尽不能剩余。饮完酒,还要“稽首”,将觥归还“觥主”,觥“复于位”。“觥主”或者为“眀府”,觥或者为好事者所携带。随后高启安教授用大量史料论证了古人特别是唐代在饮酒场合用觥作为罚酒器。

关于唐人罚酒所用“觥”的形制,高启安教授引用了米芾《画史》中的一段材料,其记载了米芾家收藏的一幅唐人绘画,画上有杨雄腰下悬挂一“兕觥”,人称“子云觥”,其形制似于“来通”。据此高启安认为:到唐代,科罚用具“觥”,已经被西方传入之“来通”所取代。

为何“来通”能取代“觥”,成为唐人主要罚酒器,高启安教授结合大量史料和“来通”的特殊形制进行了详细论证。一是,大多角形饮酒器,均无座,乘酒后不能自然放置,这体现了对被罚者的惩罚,即一旦被罚必须一次饮尽。如果中途放置,则杯倾酒出。正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所言:水牛角制成的角杯不仅容量大,而且如不饮尽即不能放置;二是,唐人所谓“飞觥”、“抛觥”者,并非虚言或夸张,而与“觥”—即角杯之构造有关。角杯之尖端开孔,形似漏斗,平时用塞子塞紧,罚酒时拔出塞子,只能一口气饮尽,日本人谓之“一气吞”,“一气饮”。饮酒时,酒从尖端流出,口须承接,意有“飞”、“抛”之形。

评议人:李永平(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李永平认为,“来通”从其形制上看,东西方类似器具很多,中国自商周时期既有类似器具,而早期西方“来通”其使用一有敬神之意;二是不仅用于饮食,也有用于乐器;三是直状来通与弯状来通用途不同;四是来通的使用要看时代、场合。高启安是文观点新颖,视野独特,为我们展示了生动的中国古代罚酒场面,揭示了唐人把“来通”代替“觥”作为酒场罚酒器具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确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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