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敌寇压境、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无数中华儿女肩负起维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以大无畏斗志与满腔赤诚的爱国精神，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远赴西北考察研究敦煌石窟、临摹壁画，于是有了画家李丁陇、张大千、“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西北史地考察团” 等的敦煌之行。
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美术家李丁陇（于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在敦煌临摹壁画）
李丁陇：1937年10月至1938年6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文物委员会委员。独自一人在敦煌探险，并临摹壁画一百余幅，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自此举始，便开启了中国画家们临摹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序幕。
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壁画
李丁陇之后，让普通民众再次见识并惊叹莫高窟佛教艺术的，是张大千临摹的壁画。1938年，日寇侵略、国土沦陷，张大千辗转回到成都。在此期间，张大千多次听到过敦煌的老友介绍敦煌石窟艺术。张大千曾经说自己“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而敦煌正好有他梦里追寻的六朝隋唐之迹，无疑使他一心向往。1941年在看到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和李丁陇几次长谈之后，张大千对敦煌更加向往，当即自筹资金，携家眷、率门人子侄及喇嘛、画友等数十人，从天府之国远赴敦煌。1941年至1943年期间，为“究探六法艺事之根源，以求六朝隋唐之真迹”，张大千考察、临摹石窟壁画276幅，于1943年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多次举办“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品展”，并出版了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这一壮举引起了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及民众的广泛关注。
张大千在莫高窟与帮助他工作的喇嘛们合影
对于敦煌壁画的价值，张大千说：“以前常有人说，中国文化多受西方影响，我研究了敦煌壁画之后，认为此说不足信！敦煌壁画所画的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补唐宋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历史考证之价值，重于艺术之欣赏。”“至于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这样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的大成，敦煌壁画代表北魏到元代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我们敦煌壁画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还相当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张大千选择了敦煌，敦煌成就了张大千，敦煌壁画通过他的临摹在众多城市展出，使得尘封千年的艺术宝藏尽为国人所知，他也因此成为一代大师。
于佑任巡视河西。1941年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佑仁在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的陪同下，视察河西。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这是于佑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满月苍痍、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忧心如焚。提议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以便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并积极奔走呼吁。
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
在于佑任的倡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以画家王子云为团长，于1942年赴敦煌考察，历时半年多，拍摄和记录了莫高窟大量珍贵资料。
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佛爷庙湾茶房前100墓区进行考古测量
西北史地考察团 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三学术团体，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敦煌石窟，测绘丈量和拍摄莫高窟洞窟，并对敦煌文物古迹进行踏查，成绩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