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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艺术走向人间――纪念藏经洞发现106周年
敦煌研究院 丨 赵声良 丨 2008-6-17    访问量:  

十年前我刚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正赶上东京正在举办一个规模宏大的“丝绸之路大美术展”,英、法、德、俄、美、韩、日等国的许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两百多件丝绸之路文物在这里展出,对于第一次出国的我来说,真是大饱眼福。这次展览中有相当一部分展品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艺术品,如法国收藏的有两三米高的绢画《华严经变》以及精美的《水月观音》、《行脚僧》等、英国收藏的绢画《佛传》以及俄国收藏的从莫高窟剥下的洞窟壁画等等。大部分都是以前仅在出版物上看过照片,第一次看到了真迹。特别是俄国人鄂登堡从莫高窟中剥走的壁画,以前连照片都没有见到过。作为一个在敦煌工作过十多年的研究者,看到如此精美的艺术品,除了深感激动之外,更有一种切肤之痛。这些,本来是属于中国,属于敦煌的啊,如今却被外国博物馆所收藏,而在外国作为宝物来展出。

1900年5月26日,在中国西部的敦煌,一个影响世界学术发展的重要宝库打开了。莫高窟第17窟(后来被称为藏经洞)被一个叫王圆录的道士发现了。当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英法等八国联军第二次攻入北京,四处烧杀抢掠,西太后仓皇逃至西安。第二年清政府被迫订立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敦煌文物之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外国的探险家纷至沓来,敦煌文物也就不断地流出国外,五万多件珍贵的敦煌文物,除了国内尚存一万件左右,大部分都保存在英、法、俄、德、日、美等十二个国家。

敦煌这样集中地出土数量众多文物珍品的,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可以说是个奇迹。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大量的文物使人们对于中古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一带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敦煌文物不仅促成了以“敦煌学”为中心的史学、宗教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特别是古代中亚民族语言学)、艺术学等等学科的极大发展,而且还刺激了现代的绘画、雕塑、书法、音乐、舞蹈等艺术创作的发展。

但是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由于政治的动荡不安,从事敦煌学研究十分艰苦,直到四十年代,中国学者才有组织地对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先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两年,在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向达、王子云等学者到敦煌作了深入的考察,1944年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标志着敦煌莫高窟结束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在四十到六十年代,中国的敦煌学在文学、史学、语言学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成果,但经文化大革命,学术又陷于停滞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敦煌学才开始健康地发展起来。

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件事传得很广:一个日本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是在日本。”这件事后来有一些学者做了澄清,说明不是那个日本学者说的。但当时为何会流传得那么广呢?现在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想一想那时世界学术发展的状况,国外的敦煌学研究做得比我们好,确是事实。比如日本,早在四十年代已经出版了研究敦煌艺术的著作《敦煌画研究》(松本荣一著),此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研究敦煌石窟的必备参考。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日本出版了《敦煌讲座》系列著作,从宗教、历史、文学、语言学等方面进行敦煌学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日本,在法国、英国等国在敦煌学的宗教、历史、语言、音乐等领域都有过许多重要著作。而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在某些领域出过少数权威著作外,要从敦煌学的各个面综合来看,确实不如国外。也许正是这一种局面,使中国的学者对外国人说法十分敏感,“敦煌在中国,中国的敦煌学当然不能落后!”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的一种普遍情绪。这一点,我想应该感谢那位外国学者。正是他的一句话刺激了广大的中国学者,他们发愤研究,奋起直追,掀开了中国敦煌学突飞猛进的新篇章。

1983年,全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第一次全国敦煌学术会议召开。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考古、美术、文献等四个研究所及相应机构。其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纷纷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后来,不少大学都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或敦煌学研究中心,九十年代,兰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专业博士点,开始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培养敦煌学高级研究人才。九十年代以后,各种形式的敦煌学研讨会几乎每年都有。敦煌学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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