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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艺术大辞典》出版
敦煌研究院 丨  丨 2020-12-15    访问量:  

近日,由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担任主编、院长赵声良担任副主编,国内敦煌学特别是敦煌艺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编写的《敦煌艺术大辞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生。该书以辞典的形式,收录敦煌艺术领域词目近3000条,图版1000余幅,分门别类,编为综合,石窟形制与相关遗迹、遗物,各时代艺术·代表窟,彩塑,尊像画·说法图,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瑞像图,密教图像,传统神话画,供养人像及题记,生产·生活·民俗,古代科技,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壁画技法,石窟保护,藏经洞艺术品,书法·印章,版本,地理,历史,历史人物,著作,敦煌学者等28个类别,全面收录展示百年来国内外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

附:赵声良序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相关文物逐渐公诸于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形成了一门对世界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问———“敦煌学”。敦煌学在中国的发展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在藏经洞发现之初,腐败的清政府没能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致使大量的文献流落国外。中国学者们不得不远赴重洋,到欧洲抄写、拍摄敦煌文献带回国内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们陆续到敦煌实地调查,开始了对敦煌艺术的系统调查研究。1941年石璋如先生对敦煌石窟的窟形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记录,张大千和谢稚柳两位先生也分别对敦煌壁画的内容做过记录。在此前后,向达等先生不仅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研究,而且还对敦煌周边的文化遗迹进行了考古调查。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李浴、史岩等先生开始了对洞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的调查、整理,开始了敦煌艺术的基础性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敦煌文化遗产高度重视。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加大了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力度。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下拨巨资对莫高窟进行全面保护和维修,在保护工程的前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还对窟前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清理,取得了重大成果。研究方面,在壁画临摹的基础上开展了石窟历史与艺术风格的研究。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宿白先生的指导下,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系统的石窟考古研究。与此同时,对壁画图像内容的考证研究也全面铺开。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研究工作时断时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恢复正常。1981—1987年中日合作出版了5卷本《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展示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对各时期石窟艺术风格的研究、石窟年代的考古分期研究,以及部分壁画图像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还先后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为学术界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资料。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成为敦煌研究院,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敦煌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此后不仅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不断发表论著,还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与考古研究的发展。经过几十年学者们的努力,敦煌壁画中主要的内容,如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传统神话传说等内容基本上都考证清楚了,对各时期供养人像以及题记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敦煌大部分洞窟的时代也基本上确定了。敦煌石窟各时代的艺术风格特征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不仅在造型艺术方面,而且对音乐、舞蹈以及服饰等方面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并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从90年代起,在季羡林先生主持下,国内敦煌学界专家学者们共同参与编纂,完成了《敦煌学大辞典》。这一巨大的工程耗时数年,共有120余位学者共襄盛举,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问世后,敦煌学研究仍然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等领域,陆续推出了新的论著成果,比如1999—2005年陆续出版的26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就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堪称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研究的总结性成果。此外,如《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1-3卷)刊布了北区考古调查的重要成果。上述诸多新内容在编纂《敦煌学大辞典》时并未产生。学术界普遍感到有必要修订《敦煌学大辞典》,把新的成果增加进去。与此同时,随着敦煌艺术日益深入人心,广大读者更加渴望有一部既可全面查阅,又可作为欣赏敦煌石窟及相关艺术内容的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策划编纂的。

2003年11月,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副总编辑唐克敏到兰州与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时任敦煌研究院编辑部副主任赵声良商谈编纂《敦煌艺术大辞典》事宜。当时双方都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敦煌艺术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受到关注,有必要编纂一部全面介绍敦煌艺术的权威性著作《敦煌艺术大辞典》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为此,敦煌研究院开始了辞典的编纂工作,并成立编委会,成员主要有樊锦诗、李永宁、施萍婷、赵声良、王惠民。这五位学者都曾承担过《敦煌学大辞典》部分辞条的撰写,特别是李永宁曾做过编纂组织工作,具有十分丰富的经验,他对《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纂提出过非常重要的意见。具体的编纂工作则由赵声良负责。这段时期主要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在《敦煌学大辞典》中的艺术类词条筛选出来,进行重新考察,确定是否需要修改或补充;二是调查相关内容的新成果,以此为线索寻找新成果的作者撰写新的辞条。辞书社方面,虽然李伟国于次年离开了辞书社,但新任社长张晓敏一如既往地重视大辞典的编纂,当时交由余岚负责相关编辑事宜。那段时间,我和余岚根据《敦煌学大辞典》编辑的方法,编制了《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辑体例,并规划将在2005年完成撰稿或修改,2006年出版。

我们把《敦煌学大辞典》中的条目分别送给原作者,征求修改意见。一部分原作者已经去世,这部分词条则由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审读,考虑修改或补充。在原作者的基础上修改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词条的释文存在不足的,由后人进行补充,这种情况通常由两人署名;另一种情况是原词条的释文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则由后人按最新研究成果重新撰写释文。当然,由于敦煌艺术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有的问题前人有过结论,但后来有一些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看法(包括若干壁画内容的定名)。对待此种情况,若无充足的证据来证明新的说法是唯一正确的,那我们主张保留原有的结论,但同时也说明有新的看法。比如“佛教史迹画”一词,一直有不同的叫法,或称“佛教感通画”,或称“佛教感应故事画”。虽然各有理由,但作为敦煌壁画主题的一项内容,“佛教史迹画”已在相当长时期为学术界熟知,而目前尚未能证明这一名称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仍然坚持用“佛教史迹画”一词。

比起《敦煌学大辞典》中的艺术类词条,各个方面都有不少增加的内容,特别是关于莫高窟北区的内容、部分新考证的壁画内容,以及敦煌艺术相关的论著等方面增加内容较多。原有的大多数词条也都不同程度地增加或充实。只是因敦煌艺术的体系庞大,工作量极大,辞典的编纂工程远比预想的艰难。李永宁和施萍婷老师年事已高,无法顾及相关事务,编纂工作一度处于人手不足、难以展开的状态,编纂进程时断时续。2001年8月,为了实质性推进编纂进度,辞书社王圣良先生专程前来敦煌,与敦煌研究院签署了约稿合同,并支付了一笔启动费。但由于多种原因,编纂进展依然缓慢。辞书社方面也因余岚工作调动,改由王圣良先生具体负责大辞典的编辑事宜。

2012年之后,樊锦诗院长提请吴健、戴春阳参加编委会的工作,后来孔令梅也参加进来。这时,大量新增的词条也陆陆续续完成了释文撰写。本辞典中2140余条词条是《敦煌学大辞典》中已有的词条,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有修改。另外有770余条则是新增的词条。在后期对书稿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戴春阳和孔令梅做了大量工作,辞典的编纂有了明显的进展。截至2016年,我们集合了各类修改稿件,大体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稿。同时开始配置图片,此项工作主要由孔令梅承担。辞书社方面王圣良也进行了长期艰苦而有效的编辑工作。2018年,《敦煌艺术大辞典》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获得成功,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前后经历了十余年,在众多学者和编辑的共同参与下,这本辞典终于与读者见面。

本辞典的一部分作者曾参与撰写过《敦煌学大辞典》的词条,却没有来得及参与《敦煌艺术大辞典》的编纂,有的则是参与了本辞典的撰稿之后也离我们而去,他们是潘玉闪、史苇湘、孙修身、张学荣、殷光明、贺世哲、季羡林、段文杰、欧阳琳、李其琼、谭蝉雪、彭金章等先生,在此谨向以上学者表示衷心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同时,感谢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和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为本书提供了图片。

本辞典从筹划到编纂,一直得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王旭东两位前院长的大力支持与关怀,同时也先后得到辞书出版社历任领导李伟国、唐克敏、张晓敏、余岚和张荣的大力支持。编辑统筹王圣良先生付出了大量艰苦的努力。在此,谨向以上各位先生、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学无止境。以敦煌艺术这样庞大的体系来说,不论是从历史、考古,还是艺术等各方面都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因此,本辞典难免会出现不少疏漏或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赵声良

2019年11月于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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