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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知识传播时代来临,在文化领域有什么新体验?
澎湃新闻 丨 莫琪 丨 2016-10-25    访问量:  

10月23日,“首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论坛”在沪举办。本届论坛以“数字知识传播与国家文化创新”为主题,邀集了数十位著名专家学者与业界专家对话,并发表《首届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论坛学术共识》。“共识”就“数字知识传播时代来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这一重大命题,提出学界与业界的观点。

从上世纪90年代 “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被提出后,二十多年中信息技术革命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在知识传播方面。数字技术改变了整个知识生态,具体体现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消费和知识管理规则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我们不禁探问:在文化领域,数字出版给知识传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其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周斌、阅文集团CEO吴文辉等从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以及网络文学对数字阅读的推进几个方面发表了讲话。

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球幕放映厅运用了数字技术。

樊锦诗: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77岁的樊锦诗曾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在窟里一呆53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在论坛上她重点介绍了敦煌石窟数字化构建。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海运不发达的时期,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而且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交汇处。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有六条标准,满足任一标准就被批准世界文化遗产,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条标准,与莫高窟同样情况的只有威尼斯。莫高窟是值得华夏子孙骄傲的,但莫高窟已1650岁,因为自然的因素、人为破坏,文物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经历了1944-1949年的“看守式保护”及此后三十年的“抢救性保护”,敦煌研究院于上世纪80年代由樊锦诗提出进入“科学性保护”时期,并在1993年就开始了 “数字化保护”方面的探索。

樊锦诗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连相机都没有,记录工作只能通过临摹,但要将一整个洞窟准确临摹下来非常难。有了数字化技术后,效率大大提升。

“敦煌石窟数字化实际上是用数字采集、数字处理、存储、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技术对敦煌石窟复原,用多种手段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解读、研究、保护、传播、弘扬和科学管理,以达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的。在我们的数字采集现场,会在地上铺轨道,为了保证拍摄的准确,拍摄用的灯光不只为了照明,还要注意保护壁画,我们有现场的监视,如果拍得不合适可以马上重拍。” 

樊锦诗表示她最初目的是做成档案,但是后来她意识到这些数字技术可以做更多。比如细致的成像还能把一些研究者在洞窟环境里肉眼难以观察的细节反映出来,像山水、树木、花草放大后,笔画的质感效果、渲染的技法都看得清了。

此外,通过数字技术还能采集记录不同壁画的现状以及病害信息,不仅可以对壁画妥善修复,还可以对洞窟作日常监测记录。通过这些数据建模,就可以在电脑上对颜色的演变进行探讨,从而判断哪一种色彩更适合复原使用。

除了记录、研究,数字技术还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樊锦诗介绍:“我们对敦煌石窟的海量数字进行分类研究、加工处理,制作视频、动漫、虚拟漫游(VR)等不同类型的数字节目,多方位、多视角地对世界传播我们的文化艺术。我们认为应该把高新科技跟古老文化结合,所以建议国家修一个敦煌研究院数字展示中心,现已投入运营,能让观众先到电影院里边去看宽银幕电影,然后再看球幕电影,最后再看洞。这么做改变了过去只看洞的模式,提高了观众的兴趣,观众欣赏水平也提高了。而且特别减轻了我们洞窟开放的压力,有效地保护了洞窟。”

最后樊锦诗提出自己的构想,认为保护应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向智能化、技术化上升:“第一,提高检索的能力,现在已实现用自然语言的探索,应该提高检索能力还要能用图象来检索。第二,丰富数据库内容,因为数据库现在还不够,我们将来要完成敦煌学、敦煌壁画、敦煌保护等各方面的知识图谱与知识库建设。第三,更丰富展示形式,目前大家只能看到单幅的画和整洞的浏览,下一步应该用虚拟现实技术、动画的技术,来进一步丰富展览的形式、增强参观洞窟现场的现实感。第四,敦煌艺术素材的提取和文创发展,我们应该为这个制作出一套设备,快速地提取素材与加工。第五,推进预防性保护,我们不能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保护,要预防性保护就要利用现有本体的数据、环境的数据,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进行大数据分析,然后找出原因,并且用这个做根据来采取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文化数字化技术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要做好数字化的传承与创新一定要做好文化的内涵、艺术水准要高,总而言之就是要把文化、艺术、科技完美地结合。”

中国小说《三体》上架苹果APP STORE。

周斌: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

凤凰出版集团总经理,现代快报社长、总编辑周斌从图书到报纸,有丰富的传统出版经验,他认为数字知识传播的主心骨就是为了搞数字出版、数字传播。

周斌称2015年凤凰出版集团在全国出版集团中营收超过了200亿,利润超过20亿,解剖数据后他发现,无论营收也好、利润也好绝大多数的贡献还是和传统的出版业有关,占到七八成,而数字出版这一块相关的内容占的比例一成。

“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凤凰集团还是一个‘纸凤凰’,” 周斌补充道,“虽然是个纸凤凰,但是带来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大。上个月我在上海做路演要募集50个亿可交换债券资金,此外我们现在拥有两家上市企业,在全国同行影响很大。”但周斌认为光是纸凤凰远远不够,出版集团还是要让纸凤凰变得五彩缤纷一点,以书业为核心同时发展数字化。

来自复旦大学的黄艳则用对实体书店的观察,来辅证了传统出版对数字技术的反应。

在互联网浪潮袭来的时候,亚马逊、当当等一批网络书店和在线阅读网站的崛起也使得大批实体书店失去了一些生存空间,近年来很多迹象表现网络书店和数字阅读双层夹击下许多城市实体拥有率正在下降。但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情况,曾经蚕食实体书店市场线上的书商开始转向线下。去年年底亚马逊在美国开设了第一家实体书店。同时期我国的网上书城以当当为例,也宣布推行实体书店计划,在三年内计划一千家实体书店,从而实现线上、线下书店的对接。

实体书店的复兴似乎更多预示着实体书店的发展将能顺应互联网的去中介化潮流,更加聚焦于把握年轻人的阅读消费习惯,并且以读书、咖啡、礼品多元业态拓展经营模式,从而打造多元文化体验的公共文化空间。

实体书店的复兴逻辑主要依靠逻辑创新模式上的整体转变,其中包括挖掘阅读消费者的潜在需要,考虑阅读消费者的行为逻辑,通过场景重构式的服务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这不但是实体书店重新崛起的一条复兴路,也会启发着我们对数字知识传播时代实体书店形态背后商业逻辑的生存理解,甚至对更广大的中国经济结构带来某种启发。

一名老人在夜幕下看手机。

吴文辉:网络文学对数字阅读的推进

国内最大的网络文学集团阅文CEO吴文辉是网络文学的弄潮儿,他分享了个人经验,以此作为解读当代数字阅读内容、形式转型的一个切片。

“2000年我离开学校之后做了一个工程师,那时候国内已经出现了初期的网络文学,但还没成形。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我跟几个伙伴们成立了一个协会一起看书、讨论书。到2002年,我们决定把这个小站点升级正式成立一个网站‘起点中文网’。2003年,我们基本确立了作者、读者二维互动的关系,首先把作家和读者放在天平的两端,在中间构筑互动桥梁。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反应,我们发现更多的读者刺激产生更多的作者,更多的作者刺激产生更多的读者,他们之间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快速地进行信息沟通,技术让阅读内容快速到达读者,也快速地产生反馈,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对于整个阅读和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当时整个文学网络、文学产业非常快速地成长。”

吴文辉谈到互联网早期的规则缺失让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网络文学都是以免费为主,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稳定经济回报的,因此很多作者没有办法长期创作下去。所以这个产业最初不断地有新人进来不断地有人离开,属于不断地自学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情况。2003年,我们决定把文学产业推入付费行业,现在对大家来说,像电商、视频、音乐等等收费变得比较普遍,但在当时除了网络游戏之外网络文学是第一个进入到正版付费的网络产品。”

吴文辉认为,更多的资金可以支持更多作家的创作,因此业态慢慢地进入到良性循环,即有更多人愿意付钱,就吸引了更多的作家愿意写,此外这些作品也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读者、作者进入这个行业。

吴文辉进一步谈到网文的多元渠道传播,称:“2007年移动互联网开始出现了萌芽,我们推出了网站以及APP。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认为它会带来整个阅读产业巨大的变化,我后来离开了起点中文网,成立了新的文学平台,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移动客户端上。2015年腾讯文学与原来的盛大文学合并,成为阅文集团。线上的文学创作先是把出版模式从线下的买书、领稿费带到线上,随后又被游戏、影视、视频等一系列的数字文化产业带动了周边版权的兑现,可以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阅读、文学创作的数字化,都是与互联网化结合之后的变革。”

吴文辉预言这种变革未来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阅读市场将彻底从PC端向移动终端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将使用移动终端,特别是低龄的读者基本上只使用手机、Pad阅读,全民阅读真正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二是文化产业整体向好,尤其是创新重点将结合在IP的泛娱乐运作上。根据2015年度数字阅读白皮书来看,中国数字阅读用户正在向3亿迈进,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64%。

吴文辉认为阅读形式的变化将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地开展,从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从二线再到到偏远的地区,通过廉价的手机终端,未来任何一个贫困山区的学生或者偏远地区的教育设施都可能够接触到跟大城市学生一样的知识内容和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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