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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编选前言〉》
敦煌研究院 丨 杜琪 赵声良 丨 2011-1-22    访问量:  

呜呼!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主持修撰的甘肃省大型文化工程《陇上学人文存》正在行进之中,其中之《段文杰卷》尚付梓墨迹未干,即闻段文杰先生逝世噩耗。现特将编选者所作《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之《前言》呈于段先生灵前,以缅怀一代学术大师之青山业绩,寄托我们的沉重哀思……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编选前言〉》

能有机缘编选《陇上学人文存·段文杰卷》,于我们是一桩幸事。这不仅是由此而对段文杰先生这样一位年已望百的敦煌学耆宿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在治学思想上多所借鉴,获益甚丰;愈让我们高山仰止和心灵得到滋溉的是,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常常体现着对于一种事业执着的坚守探求精神和勇于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并以此而引领着这一事业走向了更为广阔光明的前程。他的学术成就,正如有学人礼赞的那样:“和莫高窟的敦煌学艺术的里程碑式成就密不可分”,“他的生命最强音和敦煌交织在一起”  ①。

段文杰先生是继常书鸿先生之后,献身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莫高窟人”的杰出代表。他1946年即到敦煌,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在此后的30多年间,主要从事敦煌壁画的修复和临摹工作。其正式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理论性分析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段先生已经是岁过花甲的老人了。然而,让人不能不感佩的是,正是源于这种数十年如一日手感心会的厚积薄发和“莫高窟人”民族精魂所具有的生命张力,他成竹在胸,发扬蹈厉,在不长的时间内写出了一批极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从而不但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多项空白,亦为“莫高窟人”这一学术团队的建设和我国的敦煌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在如下几个方面尤显突出。

一、开创了对敦煌石窟艺术较为全面的系统研究。

敦煌石窟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其在时代上的连续性,即从北朝十六国之前秦始,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宋、元,历时千年,延续修凿,从而在石窟艺术的表现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风格。段文杰先生正是高屋建瓴地从宏观上把握了敦煌石窟艺术这一显著特征,既以其扎根敦煌的雄厚亲历经验,不计烦难地对数百个洞窟的壁画、彩塑从时段上细分缕析,排比论证,又对丝路文化、河西文化、敦煌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人文历史状况作了深入研究,详实地分析了各个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写出了诸如《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彩塑艺术》等一组论文,其后,又对隋代、初唐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再作专章论述,发表了《融合中西成一家——莫高窟隋代壁画研究》《创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画概观》等文。在《榆林窟的壁画艺术》一文中,还对人们了解甚少的榆林窟艺术彰显要略。这些论文,有别于那种一般性的内容介绍和赏读文章,而是抽丝剥笋地把敦煌艺术放在一定的历史、宗教、文化背景中予以分析考察,并结合着壁画、彩塑的艺术技法、时代风格乃至当时的画家如何创作等问题,对敦煌石窟艺术在不同时期的特征进行概括总结,从美术史的角度颇为清晰地勾画出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发展脉络,相对完整地整合出一部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自敦煌遗书发现及敦煌石窟重光于世而形成敦煌学这样一门世界性的显学以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与敦煌学其它学科的发展比较,对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可以说一直处于相对落寞的状态。尽管也有文章时有所出,但大多是一些流于泛泛赞美的介绍性文字。能够真正从敦煌石窟艺术的历史特性揭橥其渊源主脉而且对其进行通史性的系统研究,可以说当推段文杰先生为第一人。这些论文无疑是为人们全面认识敦煌石窟艺术提供了一把钥匙,并将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又如在《敦煌早期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敦煌早期壁画的时代风格探讨》等文章中,段文杰先生通过对早期敦煌壁画一系列作品的比较分析,凡举实例在在证明,尽管敦煌壁画的主体内容是以宣传佛教思想为目的,其题材主要来源于传自域外的佛经,画面上充满了教义哲理旨趣和异国情调,但作为具象的视觉艺术,经由生活于社会现实中的画师以“身所盘桓,目所绸缪”的素材处理及想象创造,就不免与时代和民族文化的流势相辅相成。因此,他认为,敦煌艺术应该是外来佛教艺术的种子在中国绘画艺术土壤里开出的花朵,是在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特定地区具有的浓厚汉晋文化和多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吸收了外来艺术影响而产生的富有区域文化个性,又折射着多重文化风格的体系完整的佛教艺术,从而构成了其强烈的艺术生命力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所以,以往在对敦煌艺术的认识上或持“东来说”,或持“西来说”的观点都有失偏颇。这样的结论,抑或在今天已为人们广泛认知,然惟其如此,就更是应该感谢段文杰先生当日的睿智和辛劳之功了。在《敦煌壁画中的传神艺术》一文中,段文杰先生又以一个画家所具有的敏锐艺术感受力和对中国传统画学具有深厚学养的研究者的眼光,一方面对不同时代的壁画整体营构和物象表现的特征作了深刻的理论归纳,一方面又从壁画人物的面部表情、形态神韵以及的细微变化上中所体现出的我国传统绘画的“六法”精神,其中的优秀作品不仅以线描、敷彩等表现手法,通过“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达到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最高境界;而且突破了外来佛教造像构图的许多清规戒律,大胆地以“伎女”、“贡娃”、“胡商”、“梵僧”“将军”等现实人物为蓝本,加以概括、提炼,塑造出了富有社会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形象。而时代审美习惯的不同,亦在其作品中留下了十分鲜明的印迹,如在人物绘画上上西魏时期“秀骨清像”的造型及“仙灵飞腾,云气缥缈”的动意,唐代时期“丰肌腻体”、“素面如玉”的健康仪态等,都与当时的社会审美意识不无关系。在《形象的历史——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段文杰先生又充分论证了敦煌壁画的历史现实价值。他指出,敦煌壁画虽然在主体上属于宗教艺术范畴,但包容其中成千累万的供养人画像、高官达贵出行图,以及佛教经变故事、说法图中的生活景象、社会风俗场面等等,却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既直接地、间接地反映了中世纪时期的这一地区的民族、阶级关系的某些踪迹;也折光出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战事纷争、宗教思想、中西交往、官僚制度、衣冠服饰的演变、音乐舞蹈的流行、民众的实际生活乃至民风、民俗、建筑、科技、美术等各方面的某些状况。因此,从这一角度认识敦煌石窟艺术,其不啻又是一座珍贵的历史形象资料宝库。在此以前,对于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虽也为大家公认,但像段文杰先生这样具体而微的全面探讨,却为泠然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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