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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轶事—我与莫高窟的环境规划及房屋建设
敦煌研究院 丨 孙儒僴 丨 2016-4-21    访问量:  

一、莫高窟人们的居住环境概述

莫高窟山崖前有大泉(古称宕泉),出山之后流入开阔的一段河床,在河床西岸到石窟崖壁之间是一片不到300亩的台地,全长约1000米,在这段山崖上,就开凿了近500个石窟,即是莫高窟窟区的集中区域。窟区前的这片台地形状略呈梭形,南北两端较窄,中部较宽,中部较宽的台地即是研究所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场地。石窟开凿区段在这片台地的西侧崖壁上。北区一段窟群约600多米,有壁画的石窟仅有5个,其余200多大都为古代僧人或工匠们的生活区域,个别也有作为埋葬的瘗窟。北区窟前没有土地,崖壁下就是河岸。

敦煌莫高窟上世纪40年代初收归国有,开始进入有序管理的时代,人们的居住、生活环境建设活动也都在这块台地上进行。从上世纪的1944年中,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到1950年改名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筹备成立敦煌研究院的几十年间,居住在这片区域的人员不断发展扩大,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上级进一步对莫高窟的重视,逐渐加大了财政投入,逐步改善这里的工作条件及员工的生活条件,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莫高窟前这片台地已感觉无法展开,而在大泉河的东岸只有王圆箓墓附近一片平坦戈壁,面积不大,当时已考虑保护莫高窟的景观需要,不拟开发成基建用地。通过多次实地考查,最终拟选定北区石窟东岸的一片干涸老河道为敦煌研究院的基建用地,彻底摆脱原窟区前台地上建设用地的诸多限制。以下就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间,莫高窟的环境变化,及房屋基建的发展变化回忆如下:

二、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房屋修建

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于1944年,当时经费短缺,人员很少,常书鸿先生利用莫高窟中寺北侧原有的牲口棚圈,改造成10间职工宿舍。宿舍里是土炕、土桌、土壁橱、土地面、白纸糊窗户。虽然简陋,但也清爽,也可以勉强住人了。敦煌市姜德治先生在他编辑的《莫高窟记忆》的序言中说:“我上学时常去莫高窟,研究人员住的那些简陋低矮的小平房”。当时就这样勉强安置了当时员工家属们的住宿,另外还修了一间饭厅。发展到50年代,随着工作人员的增加,又在这10间宿舍的西面三间的后面又加建了一间尾巴,这些房屋一直使用到60年代中期,才由萧默按照当时最简单的住房标准,设计改建成砖木结构的玻璃窗宿舍,且一直使用到80年代,至今随着修复后的上中寺作为一个院史陈列馆被保存的同时,这些房屋也经过修复被保留了下来。

我是常书鸿所长招收的第一个学建筑的工作人员。于1947年9月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常书鸿所长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一栋小陈列室兼接待用房,我按照他的意图设计成正面三大间为陈列室,后三间为接待用房,陈列室要求采用顶光,两大间接待室要按照西方的取暖方式设计成有壁炉的居室,当时为了更好的表现设计意图,我还画了一张水彩效果图(可能在保护所档案室还保存着)。

但是在修建的施工阶段,让我为难的是墙体全部用土坯修建,这与我在上学时所学的工程建筑的知识有很大出入。我只得在施工过程中向本地的泥木两行匠师请教,边学习边施工。更为麻烦是接待室的两大间中的壁炉,这是西方建筑中常有的设施,有一定技术要求,可是我既没有见过,又没有现成的参考图纸,敦煌当地的工匠们更是没有听说过,只能在施工中摸索进行。陈列室的顶光也让人作难,房顶是泥土的,玻璃又只有是小面积的,还不能让房顶漏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初出茅庐的我在莫高窟的第一个任务总算于1948年夏投入使用。紧接着在陈列室的东面,又修了8间土坯宿舍。这些房屋使用了将近30年,在1975年因为修建办公室时,才全部拆除了。

1954年常书鸿所长决定拆除中寺大门两侧的倒座房屋,这些房屋低矮破旧,实在没有保留的必要。我的设计是:修建成一排传统建筑形式,按照原有的寺院布局,中间开大门,两边为倒座,与中寺院内的房屋取得一致的风格。结构还是土木结构,大门南侧是四间会议室,当时称作文娱活动室,北侧两间是办公室,还有一间作客房,两间作雕塑室。向西的一面开窗户,向院内一侧开门,雕塑室仍然是顶部采光,当年施工,当年完成。几间会议室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30年间,利用率很高,既是会议室、电影放映室、活动室可以打乒乓球,逢年过节表演个小节目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在这里又上演批斗人们群情激愤的激烈场面。

莫高窟中寺-拆除前中寺大门-1953年12月

中寺的大门修好后,为了与古建筑形式相配合,所以还需进行建筑彩绘装饰,这可是研究所的强项,美术组全体美术人员自愿加班对木结构部分进行彩画,装饰图案采用唐代壁画中的纹样。那年的9月份研究所有了发电机,在大门口拉上电灯,夜晚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的加班绘制彩画,把大门楼妆点得色彩斑斓,优雅美观,与一般的传统建筑的彩画风格大异其趣。我记得门楼的彩画大致是段先生、史先生和我商量进行的,这是把古代图案在现代建筑上应用的尝试。可惜文革中某些造反派把门楼的彩画也当成四旧给破坏了,他们把大门构件全部涂上一层很难看的褐色油漆,涂抹的又马马虎虎,斑斑驳驳,极其粗糙的把彩画给覆盖了,美好的事物变成了丑陋的形象,这就是造反吗?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与上述中寺大门及会议室修建稍晚一些的有:在中寺果园(即现在九层楼广场)北侧偏东的位置上修建了发电机房及汽车库房等四大间房屋,这些房屋使用到80年代初才被拆除。

1955年前后由于美术组人员的增加和壁画临摹工作的规模扩展,要进行整窟临摹,原来美术组的办公室是中寺前院的三间大殿,这时早已不敷使用。常书鸿所长决定另建美术工作室。于当年修建了一栋大空间、大玻璃窗采光良好的工作室(既现在仍在使用的旧美术陈列馆东面的一大间),当时这些小规模的建设,因为没有基建经费,都是占用业务经费来修建的,由于经费不足,就没有同时修建相关的配套设施如办公室、库房等房屋。

这间美术组办公室,因为房屋的空间比较大,第一次试做了抹灰吊顶,但没有条件用板条抹灰,而是根据泥瓦工吕师傅的建议,用新疆维族人的办法,用芦苇箔作基层,在芦苇箔上抹两层草泥,然后再在正面抹石灰的方法。这种方法造价低,经济实用。当时我在莫高窟已经生活有七、八年了,冬天树叶凋落之后,环境一片灰黄,十分单调,因此在这栋工作室的外墙抹灰中,我加了点红土,为周边环境增添了一点颜色。

从1954年以后,研究所人员不断增加,如李贞伯、万庚育全家5口;段文杰先生的夫人龙时英也即将和儿子到来;孙纪元、蒋毅明在西安结婚,于1954年也来了敦煌;我和李其琼也有了两个孩子。人员的增加,上中两寺现有的房屋,已无法解决人员的居住问题,于是1955年决定在中寺后院的东面修建一排8间宿舍,可供5家人居住,每家两间,虽然仍是土坯房屋,但墙面用白灰粉刷,玻璃窗户,室内尽管仍是土炕,土壁厨,土沙发,但明窗净几,是当时研究所最讲究的宿舍了,可惜没有厨房,因为有人认为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各家用不着厨房。这4套宿舍由段文杰、孙纪元、李贞伯以及我等4家各分得一套,真是幸运。十多年后的文革中,说我是享受资产阶级特权,把我们一家赶到了别的房屋,最后还被赶出了敦煌,这是后话了。

三、50年代后期修建业务工作室

五十年代后期的1958年,那一段时间又修了美术室和资料办公室。大约在上述独立的一栋美术工作室之后感觉没有解决问题,同时因业务图书资料日益丰富。文化部调拨了大量藏经和故宫的图书集成,这些资料都是大部头的丛书,所以扩建资料室也是必要的。这座业务工作室呈U型平面,东面是资料室的书库和编目办公用房,西面是美术组的画室和裱画室、印稿室。修建印稿室时,我为美术组设计成天然采光的印稿大玻璃窗,略带斜坡,可以印模大幅的画稿。

史苇湘、欧阳琳在印稿窗前印描画稿-1956年9月17日

由于美术工作室修建的宽敞明亮,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在这里给职工们做过报告,宿白先生作了敦煌七讲,中宣部林默涵也在这里讲过话。资料室的阅览室也是职工们开会和讨论敦煌艺术的地方,资料室主任史苇湘先生鼓励大家充分利用资料,开展学术研究。为此夜间开放资料室,每天晚上他亲自擦煤油灯罩,点亮煤油灯方便大家阅读,那时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经常在这里进行学术讨论。可惜文革一开始,这一切就不复存在了。这座土木结构的建筑外表也是刷成了土红色,我们大家都把这说房屋叫做红房子,它迄今为止已近五十年了,还保存完好。

当初为修建办公室的选址问题也很费脑筋,我当时也有一种隐约的规划意识,觉得莫高窟窟区前的这片台地天地狭小,原有的上中下寺三座寺院,其中上中寺在窟区偏南的位置,下寺在台地北面端头较窄的位置,即崖面石窟集中区域的尽头。由此看出古人建寺也有考虑,没有占据窟区中部较为宽阔的地段,是以敞开窟前区域为主体的意念,我们也应该继续遵循这一意念。解放前修的陈列室就在小牌坊偏北处,靠近下寺,这样的安排,使得从小牌坊到九层楼大佛之间是一片林地与耕地(当时也是职工自种粮食和蔬菜的土地),保留窟前开阔的视野。80年代初把三危山中的慈氏塔搬迁复原在这之间,塔身玲珑小巧,成为这一片较开阔地带的点缀,并不显得突兀和不协调。

1959年修建小招待所(当时叫宾馆)。上世纪50年代陆续有地方及中央的领导以及不多的外宾来莫高窟视察、考察和参观。为此常书鸿所长在省上报批了大约三万元基建费,我根据他的意图设计了一座坐北朝南四合院式的小院,地点在大牌坊西北侧,当时大牌坊前还没有修桥,大小牌坊之间不是主要道路,由此招待所还是比较僻静的地点。小院正面中间有中式门楼,两侧倒座各为三间客房,东西两侧各为两间客房,正房中间有三间客厅较为宽敞,两侧各有两间客房,一共可以接待约20多位客人。院内甬道两旁辟有小花池。小院建成后,常书鸿所长从兰州买回一些当时来说比较高档的家具,如沙发、床垫等等,将房间布置起来,看起来还比较紧凑,住在院内也感觉比较宁静。

设计这一小院让我最感觉作难的是如何解决洗澡和如厕的问题,莫高窟那时没有自来水,更没有锅炉房,常所长买回来的大浴缸安装起来也无水供应。厕所也只能是当时敦煌普遍使用的旱厕所,最多是做到勤打扫,减少异味而已。在这一处建筑上有一点大胆的“创造”,在1959年社会上各种物资供应都比较困难,买不到三合板或者是纤维板做房屋的顶棚,在敦煌物资局只买到了一些玻璃,于是就只能考虑用玻璃做顶棚,我设计了几个飞天纹样,用纸板刻成镂空的图样,请职工家属用油漆喷出飞天,白油漆底色。修建中,我担心玻璃破碎掉下来伤人,要木工制作顶棚框架时要准确施工,仔细安装玻璃。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从未发生过玻璃掉落的事故,看来当时工人们的施工质量还是很过硬的。这一处所谓的宾馆,在80年代初还曾接待过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80年代这里逐步改建成了办公室,这一土坯建筑使用了30多年,到了90年代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拆除了。

这一处房屋西南角既是原来修建的千相塔,千相塔碑在房屋建成后镶嵌在西面的外墙上,拆除这处房屋时不知收藏到何处了。

四、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前期的修建

1974年修建办公室:1972年冬天因为落实政策,我由劳动改造的原籍农村重返莫高窟。当时保护组(石窟管理组兼做接待工作)在下寺办公,美术组的雕塑室、考古、行政办公室及革委会都在中寺。不过当时的工作重心逐步在往下寺转移。革委会主任钟圣祖安排我在老陈列室及其后面的几间宿舍之间新建一栋办公室。我过去所修建的房屋均为土木结构,而那时的莫高窟已经无处取土,无法拓土坯,所以只好改为了砖木结构。新办公室为U形平面,南面一排是考古组办公室,西端是行政办公室。北面一排是会议室,革委会办公室,保护组工作室,东面一排是美术工作室,雕塑室,北面一大间是裱画室,中部是美术工作室,资料室仍在原来的红房子里,只有石窟管理接待在下寺。如此安排,研究所的所有业务组室都集中在这一带了。这一栋建筑是带内廊的房屋,在寒冬时节可保房屋稍稍温暖一些,比莫高窟过去的房屋稍有改善,也是这一届革委会主任钟圣祖的德政吧。这栋房子是一批从河南农村跑出来的流动工程队施工的,工人素质良莠不齐,管理起来非常吃力。在施工备料之初,从敦煌城拉来的青砖是安排工人们卸的,但军代表赵凤林批评我说:“老孙:卸砖这种劳动要安排所里的同志们干嘛”我说大家都在工作,东一个西一个,不好找,再说拉砖的汽车也不等啊。他说:叫几个算几个,大家还是要劳动劳动的麽。我以后只好照办,有送砖车一来,我就传达军代表的指示,让大家把手上的业务工作停下,都来卸砖。卸完一两车砖弄得大家灰头土脸,只得回家去洗,这样一个上午就过去了。除卸砖之外,卸水泥也是职工们的劳动项目,虽然节省了这部分的的资金,可耽误了大家的工作。军代表不会考虑这样做会耽误业务工作,他只是认为知识分子在体力劳动中才能得到改造,他的脑子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都是不要紧的。

这栋房子在钟圣祖的领导下修好了,他在莫高窟共呆了有5年。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来打倒四人帮,直到1978年,老领导恢复职务,在这栋房子又演出了一出夺权的争斗:Z没有调走,C又回来了。研究所究竟谁是领导,谁说了算?C命令老木匠和另一位W在Z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副送瘟神的横幅, Z要打电话,老木匠(是革委会的副主任)跑去给C说:“他又要去打电话”。C说:“你去看住电话,不让他打”。Z无法再工作下去了,只得离开敦煌了。临走时C连汽车都不给派,Z只得坐邮递员的摩托车进城,返回了酒泉。我觉得Z这个人不错,我和李其琼还在中寺门前送他,后来H先生说我:“你的胆子可真大”! 

Z走之后C又担负起领导的工作,有一天上午学习时间,老木匠(当时是政工组的领导)找了几篇报纸,让大家读报学习,可是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报纸上说的是什么,与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是我还是肖默说:“S主任,学点别的什么吧。”老木匠理直气壮地说:“这是党报的文章,不学这个,你要学什么?”我们无话可说。老木匠还没有消气,指着我说:“老孙,我知道你还没有跳够,你再跳、再跳!”这时C所长从会议室里间办公室走出来说:“今天是三闾大夫的忌日,大家过端午节去,散会。”平复了这场读报风波。这就是在这栋建筑里演绎的一些趣事。

1976年新建美术陈列馆:这是由萧默设计和施工的,地址就在50年代修的美术工作室前面,与其组合成一座山字形的平面,三大间展室。展室西侧有壁画临本库房及编目登记办公室,展厅北侧是文献组的办公室及写经存放库房。修建这一栋建筑是替代被拆除老陈列室并解决壁画临本的存放、登记等功能。房屋由萧默设计和负责施工。后来萧默奉调去了麦积山加固工程办公室,收尾工程就由我负责完成。这栋建筑已经40年了,至今仍在使用。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莫高窟的游人逐渐增加,但莫高窟的交通很不方便,由此要求在莫高窟住宿的人也不少,而且大牌坊东面新建了大桥,原来的招待所已经作为办公室使用,所里决定在大泉河东岸(现在的接待部位置)一带另建招待所,设计了大小三院,有停车场、大小会议室、客房,可以供上百人住宿,其中有部分客房带了卫生间。这批房屋,初建时就打算是临时性的,使用了近20年,到90年代中期就拆除了,改建为现在的接待部、宾馆、餐厅及商业用房了。

1980年修建职工宿舍楼:这一年上级领导为改善莫高窟的职工生活条件,拨了一笔基建经费,钱的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按照当时比较低的居住标准,可以安排30户职工居住,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待遇了。但是这部分职工住房修建在何处呢?石窟窟区前的范围内已难以修建更多的房屋,那时已经讨论过安排在大泉河东面的适当地点,但就是这不多的建筑,既要供电、供水,还有采暖这些配套设施,在当时都难以解决,最后只能考虑还是在窟区前修建。当时上寺南面靠河边有一片喇嘛的墓地,在墓地的南面还有研究所的猪圈、库房及打麦场等农业用地。我从兰州请来了省建设计院的院总康弘武,副总曾绍奎。老曾是我的同学,因为他没有来过莫高窟,为这点建筑也愿意跑这一趟。他们来了之后查看了地形,觉得那里在莫高窟也算是比较偏僻之处,修建房子是可行的。我在一天之内用小平板仪测出了这片基建地形,并标注了多株需要保留的大榆树。在这片区域内修建了八栋小楼。当时我们所定的建筑形式的原则是:小巧,不高大,以免影响景观,窟前的树木也可以作一些遮挡。这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职工宿舍里有了通宵的供电、自来水以及暖气设备。这时是从敦煌城里引入了高压电,之前都是由所里的发电机供电,每天有时间规定,大约到晚上10点就停电了,停电之前电灯泡要闪几下,以示提醒。这批小楼在1982年落成,安排职工入住。当时的文化厅副厅长赵友贤曾多次对我叮咛说:“老孙,每户的面积不要太大,可以多修几套。”施工单位由省建九公司承担,按他们工人的说法:“孙工,这些房子是不是住高干的,是别墅啊!”可见基建标准还是比较低的。1982年大部分职工入住新楼,第一次享受有电、有水、有暖气的房屋。

五、敦煌研究院的办公地址选择

随着敦煌文物事业的发展,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人员不断发展壮大,原来一直在窟区前小修小建的规模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办公、生活需求,急需新的有规模的建设。到1981年,邓小平(同时还有王震、王任重及省上的党政领导等)来莫高窟视察之后,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基建经费,进一步改善当时还是文物研究所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为此事从1982年忙到1985年,从地址的选定到工程开工前的引水工程勘测、跑建筑设计、审批建筑材料(当时是计划经济,所有的建筑材料都要有指标,才可以买到),直到施工管理。

说到现在的院址建筑设计,当时的经费可建七千平方米,我和设计院商量时提出的想法是:七千平方米的面积,除宿舍外,工作及生活用房,不能建成一两栋孤零零的楼房摆在戈壁滩上,要摊开来用低层建成若干封闭或半封闭的平面空间。设计中途,国家文物局按照国家计委的指示,以经费困难要砍掉会议室及会议室外的走廊,说是没有实际用途,我和陈明福主任在北京国家计委处与一位处长尽力申诉我们的理由,终于艰难的按计划完成。当时建筑工程的繁忙,又不让我脱离业务,保护上的事,如石窟南段第四期的加固工程同时正在进行,两头都得兼顾。

待到工程竣工时,我也已经60岁了,终于将新的建筑地址选定在北区石窟东岸的一片干涸老河道里,脱离了在窟区前狭窄地域里的小规模建设,这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扩大为敦煌研究院,在新的区域里可以更好的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迈上更高的台阶。

(本文由我的女儿孙晓华、孙毅华整理完成)

2015年5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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