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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敦煌学史
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所 丨 陈双印 丨 2008-6-17    访问量: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在为陈垣先生的著作《敦煌劫余录》所作序文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其实,从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的全文文意领会,他所说的“敦煌学”,主要是指对从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从今天敦煌学的发展来看,敦煌学所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敦煌藏经洞所出土文书的研究范围。后来,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中说:“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牒,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姜亮夫先生特别强调应当把“敦煌学”的内涵,扩大到敦煌乃至吐鲁番出土或保存的所有文物和文献,使敦煌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

今天,凡是与吐鲁番、西域、敦煌出土的文物以及对这些地区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有关的,甚至对西域、敦煌考古和对这些地区出土文物研究的历史也被纳入到了敦煌学的范围。

如果说,把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作为敦煌起源的话,那么,19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俄国为了侵略我们西北地区,所进行的军事、经济、地理考察,同时,所进行的考古考察和文物的搜集,可以算作是敦煌学的最初萌芽。继俄国之后,最早到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和文物搜集的还有德国、英国、瑞典、日本、法国和美国的探险家和文物考古专家。其中俄国人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考古活动最频繁,盗掘文物的规模、范围,盗掘的数量也最大。其次为德国,德国先后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了三次对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考察,所获文物数量惊人,并由此奠定了德国敦煌学之基础。

德国新疆吐鲁番考察的缘起

中国古代的西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广义则包括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新疆吐鲁番地区正好处在狭义所指的西域范围之内。吐鲁番地区盆地北有博格达山,南有库鲁克塔格山,东西长245公里,南北宽75公里,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其中,艾丁湖低于海平面154米。由于比较低洼,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气候非常干热,曾经有过月平均气温在38摄氏度以上,日40摄氏度以上的记录。此处降雨量仅为3.9——25.5毫米,而年蒸发量却最高达3825毫米,日照时数长,同时无霜期也长,这样的气候对保存古代遗存的文物是一种天然有利的条件。而吐鲁番高昌地区正好是内地通向古代西域的门户,所以它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处在交通的十字路口。正是这个十字路口,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吐鲁番地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西汉政府派张骞出使西域时,据张骞记载西域已有36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公元前2世纪,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立僮仆都尉,并以此为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进攻西汉。西汉政府经过几十年的准备,最终打败了匈奴,在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当时称之为都护府。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开始确立。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更加密切了这种关系。

东汉继续了对西域的经营,虽然东汉以后,中原王朝不断地内乱,朝代更替频繁,但几乎每一个中原王朝并未因内乱而放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隋唐的大一统,为经营西域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640年,唐灭鞠智盛,建立西州,正式将吐鲁番纳入中央版图。此后不久在交河建立安西都护府,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土地制度。从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知道,吐鲁番地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这一地区独特的气候类型,是保护文物的最好的天然场所,所以保留了大量的汉文化的遗迹。

此外,由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它北临俄罗斯帝国,西接伊朗,西南和南部接临印度。其地理位置正如季羡林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说:“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正因为新疆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无庸置疑地成为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同时又是民族纷争和交融最集中的地方,多种文明在这里交融、碰撞,从这条古老而遥远的大动脉附近的城市、坟墓、寺庙废墟中,保存了至少有24种文字拼写的17种语言的文书,以及大量的石窟遗址、雕塑品、壁画、丝绢画和难以数计的其它文物珍宝,这些文物清楚地反映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随着佛教沿丝绸之路的传入,在当地分散在众多绿洲上的城市孕育出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佛教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巧妙地融合了印度、中国、波斯以及亚历山大帝国时期的古典希腊艺术的一些风格特点,从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西域艺术。

然而就在那时,丝绸之路开始慢慢地衰落。随着中国封建中央政府对丝绸之路上的这块地区控制权的丧失,性好掠夺的匈奴人及其它一些好战的游牧部落开始占据了这一地区。这样,东西方的交通陷于停顿,再加上生活在这一地区沙漠绿洲中的人们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灌溉系统的忽视与破坏,这些绿洲上的居民不得不远走他乡。大约在10世纪,整个这一地区又陷入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

那些曾经一度繁荣起来的大小城镇和他们孕育出的文明都一同被掩埋在了漫漫黄沙之下。唯一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些神奇的伊斯兰教的故事传说:有一些充满了财宝的城市被埋在了暴戾恣睢的塔克拉码干大沙漠的深处。这是真主很久以前,因为看不惯这些城市中居民的邪恶不端的行为,而把他们埋起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足够的毅力与勇气去面对这片神秘的大沙漠的自然的与超自然的恐怖。

另外,据这一时期欧洲人对这一地区居民的普遍看法:据说这一地区的居民对外来人充满恶意。再加清朝统治者对欧洲人觊觎我国疆土怀有很深的戒心,对欧洲人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持不支持甚至抵制的态度,传言已经有几个人在这一地区丧命。1857年,在喀什,阿道夫·冯被杀,苏格兰人达莱士(Dalagleish)、英格兰人哈瓦德(Hayward)和法人杜特雷依·德兰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使行事一向比较谨慎的德国著名画家、佛教美术史家、中亚考古学家,也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考察新疆吐鲁番的行程迟迟不能成行。格伦威德尔,1856年出生在德国的小城米海,父亲是一个画家,所以受父亲熏陶19岁时进入米海的美术学校学习,然而,更让他着迷的不是美术,而是东方学,所以在第二年就为了学习东方学而转到米海大学,专攻东方学,从而奠定了扎实的东方学的基础。1881年,他成为柏林民俗学博物馆(Museurn für vωlkerkwrder)的助理馆员。从1883年起就任柏林人种学博物馆印度部管理员。当时正是印度犍陀罗佛教雕刻品开始大规模地流入欧洲之际,作为欧洲较大的人种学博物馆的柏林人种学博物馆也收藏了出土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斯巴特(Swat)地区的总共63件犍陀罗艺术珍品。作为该馆管理员,格伦威德尔便充分利用了这一便利条件,对这一批艺术品以及收藏于该馆的其它艺术品包括对印度佛教美术,尤其是图像学和中亚考古学进行了潜心研究,前后历经十年,在1893年于柏林出版了轰动整个欧洲东方学界的《印度佛教美术》一书,从而也确立了格伦威德尔在佛教美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格伦威德尔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艺术对东亚中国、日本佛教造像的影响。他指出昔日的巴克特里亚的东北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希腊艺术的形式,大约在基督纪元初,已经被佛教所利用,稍加变化,而创造神及圣哲的肖像。于是佛教经帕米尔,复经喀喇昆仑山到新疆,后渐传到中国、高丽和日本。同时他也做出了科学的推测:以犍陀罗艺术为主的印度佛教艺术在向中国、日本的传播过程中,必定经过一个媒介地区,而他认定这一媒介地区一定在中亚。所以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格伦威德尔将佛教艺术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中亚地区。格伦威德尔和他的助手缪勒(F·W·K·Müller)并希望能在东亚佛教艺术和古代希腊、罗马之间找到联系。格伦威德尔也更确切地推断出,希腊类型和东亚类型之间的联系只能在新疆地区找到。基于这一观点,他计划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考察,以验证他的这一推测的正确性。

瑞典人斯文·赫定成功的新疆之行,在世界考古史上是一次成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1894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开始了他对新疆的大规模考察。他曾经在中国西部沙漠高原地区游历探险过八次。这次探险的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境内。他先取道马尔格朗和帕米尔哨所到喀什噶尔,再从喀什噶尔前往喀拉湖、帕米尔冰川、穆士塔格山进行考察,然后返回喀什噶尔过冬。次年春天,从麦盖提出发,进入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断水后他空手爬出,在过路商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喀什噶尔。此后,经过一段时间修养,他重新置办仪器,从和阗出发,再次闯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沿和阗河的支流玉龙喀什河北进,又沿克里雅河向东北方深入,断水两天后终于到了塔里木河岸,过河到沙雅,后又绕道库尔勒、若羌、且末等地回到了和阗。他两次钻进人迹罕至,风沙弥漫的塔克拉马干大沙漠,考察了两个古代遗址,带回了许多文物。

离开和阗后,他们经戈德菲尔德山口翻越昆仑山口前往西藏,然后又折向东北到达柴达木,再经由西宁、兰州到鄂尔多斯再到北京,最后取道库伦和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他这次的探险考察全程为1万多英里,其中有两千多英里是从前欧洲探险家们从未涉足之地。后来他写成了《走过亚洲》和《亚洲沙漠行记》两本著作,详细描述了他的探险考察经历。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考察有力地说明塔克拉马干并不是不可穿越的魔鬼之地,新疆地区的居民并非对外来人充满恶意,安全地考察这一地区是完全可能的。

从1893年格伦威德尔计划到中亚地区考察再到他最终成行的1902年将近十年时间里,除了具有开拓性的瑞典的斯文·赫定的考古探险以外,有1893年6月英国人厄尔(Earl)率领探险队在新疆的考察;1893年8月,俄国探险家罗博洛夫斯基(PoбopoBcий)和柯兹洛夫(Koэлob)率领探险队考察中国西部;1894年俄国奥布鲁切夫(OбpyчeB)为首的探察队前往天山东部和西藏边缘探察;1895年俄国的克列门兹探察队也曾到过新疆探察,以及由法国人沙凡尼昂(Chafdfanion),邦宁(C·Bonin),1898年德国地质学家菲特雷尔(K·Futterer)和霍尔德雷尔(Holderer),英国人伊威(C·S·ves);1899年斯文赫定又进行他的第五次旅游探察,1900年匈牙利人阿尔玛西(almasy)和斯屯麦尔Stummer);1902年的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德人默茨巴赫(Merzbacher)的考察;1903年初美国地质学家庞伯里(Pumpelly),亨廷顿(Huntington)在新疆的考察,这些人的成功考察,无不激发了格伦威德尔探察中亚文物的热情,但最值得一提的也是促使格伦威德尔最终下定决心考察的事件有二:

一是俄国科学院季米特里·克来门兹在1898年的考察活动。他考察发掘了回鹘王国的旧都亦都护城、高昌、吐峪沟、木头沟和其它一些古代遗址和墓葬,获得不少汉文、梵文及其它少数民族文字(即所谓胡语)书写的古代文书及古石刻。关于这次考察的报告发表在圣彼得堡和俄罗斯科学院学报上。1899年10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W·Ladloff 1837―1918)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惊人发现,引起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虽然这一次考察的考古收集品运到俄国的很少,但这次考古的发现却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获得的那些文献写本。缪勒(F:W·K·Müller)教授从中释读出一些是用福体文字(Estrangelo)书写的很早以前就已泯灭的古代摩尼教文献,皮斯开尔(Pischel)教授发现了一部分由梵文书写的佛教经典。这些发现,立即吸引了许多东方学家们的注意力,并且极大地调动了许多对吐鲁番及其附近的古代遗存的极大兴趣。为此,在皮斯开尔教授主持下,在柏林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主要由沙宙Sachau)、哈尔纳克(Harnack)、缪勒、哈特曼(Hartmarn)、弗伊(Foy)以及格伦威德尔等学者组成。由此也足见德国东方学者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1902年在汉堡举行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会议根据格伦威德尔的建议,该国际协会正式定名为“中亚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国际协会”,总部设在圣彼得堡,其中央委员会被定名为“俄国委员会”实际上,由于拉德洛夫的介绍,在此之前,不仅俄国,其它东西方列强也都已将盗掘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吐鲁番。可以说,克列门兹的发现,对于后来吐鲁番文献盗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件事情是英国施旅行家斯坦因在英属印度政府、大英博物馆、英政府的支助下,于1901年完成了他的和阗(位于新疆西南部)之行,并在后来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上公布了他的考察发现。

显然,德国的第一次考察是受了俄国的季米特里·克莱门兹和英国斯坦因所获巨大成就的诱惑。由此,德国开始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考古考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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