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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梦敦煌
来源:敦煌研究院 丨     作者:纪丽 丨    时间:2015-09-10   访问量:

佛说:须达拿者我身是也,勤若如是,无央数劫,作善亦无央数劫,存施不休,自致成佛。

进了莫高窟,就是敦煌人。敦煌在历史上辉煌一时,以包括莫高窟在内的西域考古发现和发掘,成为西域文明的精粹所在,被斯坦因称为“亚洲的十字路口”,也是连接中西文化的咽喉要道,是多民族、多种宗教、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审美观念融会贯通的中枢。自汉朝设立敦煌郡以来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相互交织,共存共荣。大月氏、乌孙、匈奴、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鹘、党项等众多民族,与这里的汉民族一起繁衍生息,形成了敦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繁华局面。

不管乐僔和尚是否按照三危山佛光的指引才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开凿第一眼石窟。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择敦煌之地,兴佛教之业,并不是偶然事件,1600年前的敦煌当属佛教圣地无疑。敦煌石窟寺群的兴建自三世纪开始,历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清、民国诸朝代。形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石窟艺术。敦煌文化,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一种和合为核心的文化。以莫高窟为代表它生成的时候就是国际文化平行、和睦、交流的结果,是相互包容的结果,所以它的主题是和合,历史上的这种文化主题拿到两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是今天的时代主题,所以敦煌文化既厚重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性。

而敦煌研究院诞生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成长于万象更新的新中国发展之时,壮大于日星月异的改革开放之后。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莫高精神,就是坚守、担当、奉献、和进取。从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后,国际性的敦煌学逐渐形成,1935年,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地摊上看到有伯希和的敦煌图录,这些图录里面有许多真的东西就挂在吉美博物馆的墙上,才知道中国有如此伟大的艺术遗存,比佛罗伦萨的艺术、文艺复兴时的艺术早七八百年甚至上千年,这才促使他下定决心回国,这才有了后来敦煌的许多故事。从此以后,1984年段文杰先生任改院以后的首任院长,1998年,樊锦诗先生任第三任院长,这三位都成为国际化的名人。而相比于我们现在工作环境的优越,那些初创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辈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陋屋斗室、风沙扬硕、无水无电的艰苦条件下,开始了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在政治运动频繁的特殊历史时期,一些人曾遭受不公正待遇,历经艰辛坎坷,却始终矢志不渝,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虽然莫高窟艰辛单调的生活并无多大改变,但仍有很多的青年学子来自大漠深处,顾大家,舍小家,弃享受耐寂寞,投身敦煌,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一个九零后的女孩,本可穿梭在大城市的车水马龙,感受着都市的摩登气息,但是我却选择留在戈壁,留在这里,继续秉承着老一辈莫高窟人在敦煌文物事业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窟精神”,扎根在戈壁,留下自己的青春,为莫高窟事业敬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从每一次保质保量的讲解做起。

作为莫高窟的一名讲解员,我并不觉得我的生活单调乏味,都市女孩的喜悦或许是一件时髦的衣裙,一份时尚杂志,可是对于莫高窟的讲解员来说,一个清晰的壁画题记,一篇难得的敦煌学论文,一次印象深刻的学术讲座,这些所能带给我们的喜悦以及充实满足感,是时髦衣裙所无法企及的。

在日后的讲解工作中,我渐渐地的意识到讲解员职责的艰巨性。莫高窟之所以能够通过文物、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再现那些人物和史实,使观众学到知识,受到教育,讲解员是观众了解莫高窟的重要窗口。

讲解是知识和语言高度综合的艺术,其职业特点综合了教师、播音、话剧、表演等专业的技术手段,是专业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的综合。讲解员处于一个特殊关键的岗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知识层次、年龄层次等不同的特殊团体,讲解员既担负着宣传和教育的职能,同时要能有效地组织引导观众参观,此外还担负着协调处理、写作研究等义务和职责。因此,莫高窟讲解员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形象代言人。

希望敦煌石窟永存在下去,我们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珍惜自己的岗位,以热情的和努力争取更大的进步,我将会更努力的对待本职工作,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及时纠正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使自己的工作做到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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