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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与敦煌文化艺术分享会(第四期)综述:莫高窟北朝晚期石窟中的天宫栏墙隐秘图案
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 丨 文/侯莉莎 图/赵燕林、王佳 丨 2021-7-12    访问量:  

7月8日下午2时30分,由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心和佛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丝路与敦煌文化艺术分享会”第四期在敦煌学信息中心研讨室开讲。本期分享会邀请了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赵燕林副研究馆员,他分享的主题是《莫高窟北朝晚期石窟中的天宫栏墙隐秘图案》。

此次分享会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问题概述、敦煌北朝晚期石窟中的栏墙隐秘图案、隐秘图案与图谶瑞应思想和结论。

一、问题概述

根据樊锦诗等先生对敦煌早期石窟的分期研究,可知莫高窟现存北朝晚期洞窟共有15个。其中,绘制有栏墙隐秘图案的洞窟共有5个,分别为北周武帝“法难”前夕开凿的第430、290、294、296窟,以及“法难”之后开凿的第302窟。

天宫栏墙图案,又被称之为“天宫栏墙纹”“天宫凭栏”或“天宫建筑”“凭栏建筑”图案等,一般概括为“栏墙纹”或“栏墙装饰图案”。贺世哲、万庚育、赵声良等先生将其总结为一种仿建筑图案,他们认为这种图案是从印度传到新疆,再从新疆逐渐传入敦煌,它形似于今天的楼舍阳台栏墙图饰,在洞窟内绘饰于四壁上部或四披下部位置,呈现出凹凸状并绕窟一周,栏墙内一般多画伎乐天人。栏墙装饰图案主要出现在莫高窟北朝、隋及初唐时期的部分洞窟中,其中北凉、北魏、西魏及北周前期的栏墙纹几乎全为砖饰;从北周中期到隋初,栏墙纹的形式内容逐渐繁复起来,出现了数量不菲的隐秘图案;而从初唐以后,这一纹饰随洞窟栏墙装饰纹的消失而逐渐消失。

二、敦煌北朝晚期石窟中的栏墙隐秘图案

洞窟天宫栏墙绘制有形式内容多样的装饰图案,除了忍冬纹、云气纹、祥禽瑞兽纹等,赵燕林还发现其中散布有很多极为独特且隐秘的图案,主要包括佛首、饕餮、鹿、文字、动物交媾和三兔共耳六类,并且认为这些图案别具意蕴,而非仅为装饰所用。这些新发现的隐秘图案主要出现在北周至隋初这一段时期内的敦煌壁画中。

(一)佛首纹

出现在第430窟和第290窟中。根据构成形式看,这一时期的佛首纹可分为三种,一种头顶有肉髻,一种额前有圆珠,还有一种既无肉髻又无圆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对这几种不同的形式找到一些解读:其一,有肉髻者可能与释迦牟尼佛相关,无肉髻者为其他佛像或高僧像;其二,额上有珠者为牢度跋提;其三,既无肉髻又无圆珠者,可能为某一圣僧或高僧形象。

(二)饕餮纹

作为天宫栏墙的装饰图案,饕餮纹仅发现于第430窟。马兆民认为第285窟窟顶四角的此类图像为《吠陀经》中所说的“天福之面”,佛教石窟中的“天福之面”具有抵制恶魔的功能,象征繁衍富饶,寓意佛法永存和佛法不移。此与传统饕餮纹寓意一致,应都是其时瑞应思想的反映。

(三)飞鹿纹

鹿作为佛本生之一,不仅在佛教艺术中频繁出现,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祥瑞之物广为传播。飞鹿纹的出现,可能与佛教有关,也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甚至是这一时期“佛道融合”的产物。

(四)“三兔共耳”图案

第302窟天宫栏墙中的“三兔共耳”图案是莫高窟唯一一例没有绘制在藻井位置的三兔图案,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例此类图案。该图案首先作为一般装饰纹样出现在栏墙中,随后因其他原因作为主要装饰图案出现在了藻井中,其意蕴是作为北斗抑或星象信仰而呈现的,依然是图谶瑞应思想的延续或发展。

(五)动物交媾纹

在294窟出现的这一图案与佛教主题格格不入,如果不是后人修补所绘的话,应该与北周武帝“法难”前后画工对于佛教诋毁或别有用意有关。另这一图案能够存在一千五百余年的时间,若非装饰隐秘缘故,其在“法难”之后不久便会被铲除或覆盖,这也是该图许久以来未被学界发现的主要原因。

(六)隐秘文字图案

除了上述几类隐秘装饰图案外,在部分洞窟的栏墙中还绘制有一些隐秘文字(如第294窟),这些文字纹饰可以分为以文字为装饰的隐秘图案和杂题类文字两种形式。其中的文字内容究竟表达何种含义,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解读。

三、隐秘图案与图谶瑞应思想

这一部分是本次分享的核心。新发现的隐秘图案和文字几乎全部出现在开凿于北周中后期的洞窟中,这些图案所表达的主题和同期壁画内容极为一致。新的栏墙纹饰经历了早期栏墙砖纹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装饰图案。虽然在此后隋及初唐洞窟中也有类似的图案,但都以固定的团花或卷草类纹饰为主,早已不及北朝晚期装饰图案那么丰富。从这种变化来看,栏墙纹饰的变化没有经历过长的时间,其风格变化似乎是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的。

(一)图谶瑞应思想在敦煌壁画中的流行

图谶又名谶纬,是谶和纬的合称。亦是纬书的插图,大多连文附图,一般是星象图、地形图、瑞应图、器物图或人物图等,其“是指表现瑞应具有各种吉祥图案的图像,或是描绘各种祥瑞图案的书籍”。《广弘明集》载:周高祖诛杀宇文护之后,其“一无所虑也,然信任谶纬偏以为心”。故此一时期谶纬之学在社会上也极为流行,这一点,在敦煌石窟中亦有反映。据贺世哲、梁尉英等先生考证,北周时期的敦煌佛教特别重视瑞应思想,如表现“忠君、孝亲”的第299、301、438窟中的“睒子本生”,第428、294、 417窟中的“萨埵太子本生”,以及表现瑞应思想的第290窟中的佛传故事画等。

赵燕林认为,北朝晚期出现的佛首、饕餮、鹿、文字、动物交媾、三兔共耳等栏墙装饰图案,应与此一时期的其它壁画内容相似,其出现都与北周武帝灭佛前后一段时期内图谶瑞应思想流行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二)儒道之争和“瑞应思想”影响下的“忠君孝亲”与佛教壁画新主题

南朝梁武帝曾提出三教同源的理论,但依然偏重佛教;北周武帝把道教和佛教与国家政治组织结合起来,为其统治服务。在这一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大量表现“忠君、孝亲”以及图谶瑞应思想相关的壁画内容,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需求。

赵燕林认为,我们现在所见的北朝晚期洞窟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武帝“法难”之前开凿完成的,另一部分为“法难”之后营建的。而这两部分洞窟的壁画内容,无疑都会受到“法难”前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这也是这一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新题材、新内容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

赵燕林总结认为,北周中后期敦煌石窟天宫栏墙中新出现的诸如佛首、饕餮、飞鹿、文字、动物交媾、三兔共耳等隐秘图案,这是佛教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应时而生的新题材、新内容。这些极具儒、道特征的隐秘装饰图案,应是北周武帝“灭佛”前夕融通三教和“灭佛”之后图谶瑞应思想流行的延续。

这类栏墙隐秘图案的发现弥补了此类历史题材只出现在敦煌遗书和佛传、本生故事画中的缺憾。另外,此类隐秘图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更是佛教加速中国化的图像说明。

互动提问:

提问1:这些图像绘制的方格外围的含有表示透视的斜线是在表现图像是绘制在立方体的载体上吗?这种立方体旨在表现什么?

赵燕林:根据前代学者的研究,可知这是一种建筑图案,形似于今天的楼舍阳台栏墙图饰。至于有没有表现透视效果,这也是现在学界争论的焦点,暂时无法确认是否存在透视。

提问2:请问这种图像在特殊的时间点出现,是否与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佛教对政权的一种隐喻性的批判?

赵燕林:是的,这种图像可能就是三教斗争中佛教对政权的一种批判,是比较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我这个研究的核心观点。

提问3:此类天宫栏墙图案在北朝其他石窟中是否有发现?

赵燕林:没有发现,只有在北周晚期至隋代初期出现这种图案,其他时代的洞窟中都没有。

提问4:在藏经洞文献中像这样的图像有没有更多的发现?

赵燕林:有很多表现瑞应思想的图像,比如P.2683的《瑞应图》残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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