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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钱币的饕餮盛宴
第七期“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
人文研究部 丨 文/图 闫珠君 丨 2019-7-4    访问量:  

2019年6月底至7月初,由敦煌研究院和甘肃省历史学会主办,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和敦煌文献研究所承办的“敦煌与丝路钱币”学术研讨会将在敦煌莫高窟召开,作为学术会议的前奏,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会长杨富学研究员于2019年6月28日在兰州院部主办了第七期“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讲座分为三场,分别由来自北京、上海和兰州的三位学者主讲。

杨富学部长

第一讲《帝国与货币:以“辽夏金蒙元”四朝货币为视角的考察》由中国钱币博物馆研究资讯部主任、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秘书长、王永生副研究员主讲。

王永生副研究员

分别从三个角度展开:一是从货币发展史角度,揭示“四朝时期”正处于我国古代货币由贱金属铜向贵金属白银转变,以及为了解决“钱荒”难题,而探索使用纸币的过程;二是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角度,通过货币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和文化的物质载体,说明“四朝时期”在融合各民族文化,形成“多元一体”为特色、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三是从丝绸之路商品贸易、中外文化交流角度,以白银的货币化和纸币的西传为重点,论述欧亚大陆因蒙古的西征而导致的以货币白银化为特点的货币一体化趋势的形成,以及因纸币西传而引发的中外文化交流及其影响。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帝国的兴起与货币。货币在游牧生活中,并不是必须的交易工具。但是,具有强大的宣传功能:向内:凝聚各部落向心力,宣传政权的合法性、树立首领的权威性;对外:宣示其独立性,以区别于原来的宗主国,表达改朝换代的象征意义。最具代表性的钱币辽钱中的所谓“上八品”;成吉思汗在中亚地区打制的铸有他名字的金银币,以及在中国境内铸造的大朝通宝;西夏毅宗铸造西夏文福圣宝钱、梁太后为唤起党项民族独立意识铸造的西夏文大安宝钱,数量都很少,仅具象征意义,是为政治需要。女真人因强势崛起、狂飙突进,还没来得及铸钱就相继灭了辽和北宋,统一北方,是一个例外;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无市井,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易”。

二、货币在帝国治理中的作用。马上可以得天下,却不能治理天下;帝国的治理需要一整套成熟有效的制度;货币制度最为重要,筹集、动员、分配各种社会资源,用以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

1.纸币制度:元代共发行过4种纸币,忽必烈的中统钞、至元钞;武宗的至大银钞;顺帝的至正钞。

2.铜币制度:元朝因推行纸币,重视钞法而忽视铸钱。正式见于记载、铸造用于流通的铜钱仅有2次,一次是武宗铸造的汉文“至大通宝”和八思巴蒙文“大元通宝”;第二次是元末顺帝铸造的“至正通宝”和“至正之宝”。另外铸有小型的年号庙宇钱及供养钱,主要供恩赏、馈赠、庆典或供养之用,而非用于流通。

3.银币制度:蒙古灭之后,将华北地区纳入以中亚为中心的金银货币体系之中。所征税收主要部分是白银,除一部分用于支付政府开支外,大部分交由西域“斡脱”商人输入中亚、西亚,并进而流入欧洲,带来了白银在亚欧大陆间的大量流通。给中国币制带来重要变革,从元代开始用白银为价值的尺度,并逐渐发展用白银为流通手段。白银统一称“锭”,并规定1锭重50两。

三、货币体系的崩溃与帝国的灭亡。帝国灭亡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首先是货币制度出问题;货币制度崩溃导致政府不能有效筹集、调动、分配各种社会资源,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货币贬值、民众信心丧失、财政枯竭、管理体系崩溃、对外战争失败,结果必然是帝国灭亡;帝国的灭亡与货币体系的崩溃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1.辽与西夏:随着征服土地及人口的不断增加,帝国内部固守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守旧势力与倾心汉化、最求变革的进步势力之间的斗争始终在进行;对外征战不断,耗尽人力物力,财政枯竭。辽国在天祚帝时期被新崛起的金国征服;西夏在桓宗之后遇上了强大的蒙古,二十年间被成吉思汗六次围攻,最后灭亡。

2.金代:宣宗贞祐三年(1215)禁止使用铜钱,只用交钞。铜钱被大量走私流入南宋。频繁更换纸币名称,发行新钞。在最后20年,曾先后发行过6种纸币,每改一次都是一次新的掠夺,创造了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滥发纸币而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成为最终压倒金国这头强悍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元代:从平定南宋前后开始,元朝政府加印纸币弥补财政亏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纸币开始不断贬值,终至一发而不可收。顺帝时钞法愈坏,丞相脱脱变更钞法:一是设立诸路宝泉都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铜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二是发行至正新钞,名称仍为“中统交钞”。“米粟斗直三十千”,物价已是元初的二千五百倍,即元朝一百年间物价上涨了二千多倍。

四、货币与“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融合。四朝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融合、发展时期,“多元一体”文化特征,在钱币文化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和具体。“一体”的圆形方孔,自秦统一币制后被确定,四朝的货币,不管行用钱,或民俗钱,也不管文字是汉字还是少数民族文字,形制上都继承并遵守了圆形方孔惯例,从钱币文化上体现了“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的构成特点,说明我国古代悠久灿烂的钱币文化,是各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

五、货币与中外文化交流。货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西辽继汉唐之后,又一次将中华文化带入了已经开始伊斯兰化的中亚地区。蒙古西征产生两大重要影响:一是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以货币白银化为特点的货币一体化趋势的形成;二是因伊利汗国仿照元朝使用纸币,导致纸币技术以及印刷术的西传。

六、四大汗国钱币的启示。蒙古民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次西征及其形成的四大汗国;三次西征:(1)1219—1225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兵锋直达高加索;(2)1235—1242年拔都率军征服钦察、俄罗斯等国,最远到达匈牙利;(3)1252—1260年旭烈兀率军征服伊朗、巴格达、叙利亚等国,最远到达埃及。四大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蒙哥之后,帝国短暂统一告终大汗的权力仅限于东方,四大汗国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定居伊朗的伊利汗国,受城市化影响,不到一个世纪便灭亡了;游牧中亚和西亚的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钦察汗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统治,帖木儿帝国兴起之后,蒙古征服的时代才告结束。四大汗国的钱币,验证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将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

长治学院副教授、粟特钱币研究专家齐小艳博士主持并评议第一场讲座,给予本讲座很高的评价,认为该讲座深入浅出,厘清钱币学界许多模糊认识,富有启发性。

齐小艳副教授

赵学东教授

第二讲由王永生副研究员主持并评议。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西北民族博物馆馆长、甘肃省钱币学会副秘书长赵学东教授做了题为《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新入藏的丝绸之路金币》的讲座。

赵教授讲到2017年,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从私人藏家手中征集了一批丝绸之路钱币,共590枚,质地包括金、银、铜,其中金币共68枚,初步整理出47枚,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9世纪,时间跨度长达2000余年。

金币主要来自于欧洲、中亚、西亚、东北亚、南亚、北非地区不同政权(包括一枚不知来自何地何种用途的金币编号第5),阐释了丝路货币的四大钱币体系的三大类,即以古希腊罗马货币为代表的地中海文化钱币、以阿拉伯波斯货币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钱币以及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次大陆文化钱币。

欧洲地区有13枚:古希腊色雷斯(约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金币1枚;狄奥多西王朝狄奥多西一世(公元378年-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分裂前的最后一位皇帝)金币1枚;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阿卡狄乌斯时期(公元395年-公元408年)金币1枚;查士丁尼王朝(公元518-公元610年)金币4枚,包括查士丁一世(公元518年-公元527年)1/3索利多金币2枚、查士丁二世(公元565年-公元578年)1/3索利多金币1枚,剩余1枚为查士丁索利多金币;希拉克略王朝(公元610年-公元717年)金币4枚,包括希拉克略(公元610年-公元641年)金币3枚、君士坦斯二世(公元641年-公元668年)金币1枚;凯尔特人琥珀金币1枚;萨维利亚金币1枚。

北非地区1枚:绿衣大食金币1枚。中亚地区9枚: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4年—公元651年)附属国金币1枚;帖木儿帝国(公元1370-公元1507)金币3枚;浩罕汗国(公元1514-公元1876)金币5枚,其中阿古柏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公元1865-公元1877)金币4枚。

西亚地区12枚:萨伐尔王朝(公元867年—公元1002年)金币1枚;蒙古伊利汗国(公元1256年—公元1355年)金币4枚,分别为花角、三体、花瓣、普通型各1枚;迦腻色伽(哥疾宁王朝)金币1枚;塞尔柱王朝金币1枚,恺加王朝金币1枚;萨曼王朝金币2枚;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金币2枚。

北亚地区1枚:蒙古汗国(公元1206年—公元1260年)大蒙古金币1枚。

南亚地区11枚:贵霜帝国韦苏提婆一世(公元191-公元230)金币1枚,萨伽金币1枚,莫卧儿帝国(公元1526年—公元1858年)时期的莫卧儿王朝金币1枚;科钦王朝金币1枚,提普苏丹王朝金币1枚。另外,还有表现宗教信仰的金币3枚,古印度佛陀金币1枚、大吉祥天女金币1枚、犍陀罗金币1枚。

最早者为色雷斯王国时期约公元前4世纪。钱币正面是头戴公羊角亚历山大头像,背面是智慧女神雅典娜坐像,左肘倚在立盾上,左手掌朝上,持一奈克女神,两侧的币文为“李西马科斯国王(ΒΑΣIΛΕΩΣ ΛYΣIΜΑΧΟY)”。亚历山大部将李西马科斯于公元前305年创立色雷斯王国。为纪念亚历山大大帝,李西马科斯对钱币进行创新,一改古希腊货币上只铸造神祇英雄形象的传统,将亚历山大大帝头像铸在钱币之上,但因以往钱币只有神祇形象,因此又在亚历山大头像上添加了一对公羊角,神化了亚历山大形象,可能出于暗喻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拜访埃及阿蒙神庙时被封为阿蒙神子的经历。这枚金币是大家公认最接近亚历山大本人实际相貌的钱币。这种铸币风格也为后世统治者所模仿,纷纷将统治者头像铸于货币之上。

拜占庭帝国时期金币较多。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去世,罗马帝国继承权交给两个儿子,自此罗马帝国分裂,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的帝国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编号25,拜占庭希拉克略一世金币,这枚金币属于多人立像货币,发行于公元613-641年,正面中间者为老年希拉克略,左为长子君士坦丁,右为次子希拉克洛纳斯;背面为三层台基的十字架,三层台基象征着基督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各各他山(Golgatha),反映了基督教作为拜占庭帝国国教的事实。

贵霜钱币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创立,疆域从塔吉克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公元2世纪左右达到鼎盛,因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贵霜王朝和汉朝、波斯萨珊王朝、罗马帝国均保持密切往来。

汉文典籍关于“大夏”记载。《后汉书·班昭传》载:“初,月氏(即贵霜)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庶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这里的“岁贡”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臣服,二是贸易。由于贵霜王朝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地理位置,丝绸之路贯穿贵霜疆域,在商业贸易中扮演者中间商的角色,将东方的丝绸等物品贩运至印度、罗马,再从欧洲、中亚、南亚将奢侈品运至东方。

编号69——贵霜王朝韦苏提婆一世金币,正面为韦苏提婆王左侧脸站立像,国王手持三叉戟供奉祭坛,背面为头部束带的湿婆立像,左手持三叉戟,身后为神牛南迪,是印度文化中湿婆信仰的一种反映。另外还有大吉祥天女金币、佛陀金币等均表现了印度宗教信仰和丝路文明的传递。

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博士

第三讲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外籍专家阿格申·阿利耶夫(Agshin Aliyev)博士主持并评议。来自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博士、博物馆界有所影响的教育达人王樾研究员为大家带来《丝绸之路货币的内涵:以萨珊、贵霜王朝货币为中心》的讲座。

王樾研究员

海路畅通前,人群通过陆路来交流,“丝绸之路”实质就是横亘在欧亚大陆上的一片交通路线网,迁徙之路,也是贸易之路,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古代文明依靠“丝绸之路”沟通连接。虽然距离遥远,古代欧亚大陆上的人们追求经济利益,在商品上互通有无,文化艺术上得以互鉴互融。经济上的追求搭筑起了文化交流之路,积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货币的制造和发行既体现着国家信用,同时也是商品贸易和交易的物质化载体。考察和认识古代丝绸之路上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视角。从钱币文物开拓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研究,根据中国各地出土丝织品、外国货币等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东罗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平山郁夫不断参加有关中亚、印度等地佛教遗迹的考察与写生活动。七十年代以后,差不多每年他都会到沿着丝绸之路到中亚以及印度等地考察和写生。随着考察工作进行,画家创作出大量具有中亚地方风情的作品。在此过程中,应该也开始关注亚洲的古代历史文化,收集了许多精美的古代中、西亚钱币。1993年4月1日至5月31日,在大英博物馆(Birtish Museum),平山郁夫举办了展览《Silk Road Coins: The Hiryama Collection》,出版了藏品图录。

几乎同时,1993年5月,中国钱币学会在新疆组织了为期一月的实地考察,重点在于对天山以南区域出土古代货币进行调研。此前,中国钱币学会内已有“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组”之设。199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刊行了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一书。各地也曾召开过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东西方学者间,虽称呼一致,但对丝绸之路钱币的内涵认识是不尽相同。

公元前七世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最早开始用打压法制造钱币。随着周边国家逐步意识到钱币在贸易流通中的便利?打压式钱币迅速向周边地区传播,向东影响至伊朗高原,向西推广到地中海区域。有意思的是,世界上另外两个重要的古代文明,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也几乎在同时开始制造钱币。

以钱币制作工艺的不同做区分,世界钱币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铸造法加工为特点的东方钱币文化,如中国古代铸币。另一类是以打压法制作为代表的西方钱币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古代印度以及伊斯兰时期钱币皆归为此类。

以钱币制作工艺的不同做区分,世界钱币文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铸造法加工为特点的东方钱币文化,如中国古代铸币。另一类是以打压法制作为代表的西方钱币文化,古代希腊、罗马,古代印度以及伊斯兰时期钱币皆归为此类。

货币是国家信用的物质化体现,需要被认同和接受,决定了货币的制造存在着“规范”。欧亚内陆古国历史背景的共同性决定了货币上的共性。特殊的历史发展、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决定了货币上的特殊性。同样,对于钱币上的图案与文字,持续不变的意味着最为普遍的国家认识,“改变”则往往意味着重大“事件”的发生。

伊朗高原始终与西邻两河流域文明交融,农业文明为主;北部草原的印欧部落南下,注入草原文化,催生出“伊朗”元素;与更西部的地中海文明始终在角逐,军事上对抗,文化上交融;伊朗再度回归舞台中心,确立“伊朗”化。理解伊朗文化基础。始终与西、北邻居强烈互动,东和南为扩张区域。

琐罗亚斯德生活于公元前628~551年之间。他20岁时离家修行,30岁得到神的启示,开始传教。公元前551年,琐罗亚斯德在神庙被祭司刺死,时年77岁。琐罗亚斯德与其说是宗教的创建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改革者。他把原始宗教作了改动,突出了阿胡拉·马兹达的地位,并尊他为最高的唯一的主宰,把人们原有的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靠拢。

教义:琐罗亚斯德教是崇拜一神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它把宇宙万物分为善恶二元。宇宙中最高神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是智慧的主宰和一切善的代表,包括光明、清净、创造、生成、天则、秩序和真理。与善神相对立的是恶魔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是一切恶的代表,包括黑暗、死亡、破坏、谎言和恶行。

人有了选择命运的自由——道德原则:善思、善言、善行“善思”是说要笃信和崇祀神主马兹达,视其为令人向往善的本原,切忌狂妄自大,亵渎神明,不得不心怀邪恶和妒嫉;“善言”是说要歌颂和赞美神主马兹达及其六大从神,力戒撒谎、行骗、争吵和谩骂,不事诬蔑和诽谤;“善行”是说要虔诚地礼拜诸神,严格遵守教规,不犯戒律,从事农耕和养畜,保持“火、气、水、土”等基本要素的洁净,做到乐善好施,扶弱济贫。

“三善”的行为直接关系到人死后的去处。关于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即“来世说”,是琐罗亚斯德教最先提出的,体现人类开始注意到对自身的终极关怀。“被风吹到钦瓦特桥(Chīvat-Pōhl),灵魂经过天平的称量,如果生前多行善,则由生前的善所化成的美女指引,通过宽敞平坦的大桥,走向天堂,在美酒与蜜糖的餐桌旁与天神共乐。如果生前多做恶,则由生前的恶所化成的丑陋妖婆带领,通过比刀刃还细的桥,最终跌入地狱,与恶魔相伴,忍受地狱的煎熬。如果善恶相当,则进入米斯宛·伽图(Misvan Gatu,意为“善恶相杂之处”)一个阴暗的地方,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崇拜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众神,抑恶扬善,遵循“三善”原则、关于天堂来世,构成琐罗亚斯德教的基本教义。祭司认为的琐罗亚斯德教六原则:信一神、信先知、信清洁、信灵魂不灭、信善恶有报、信终审。

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安息王朝,伊朗高原上的强大帝国。钱币基本上可看作是希腊式的,题铭也是希腊文,但在图案上还是极力强调着自身文化特征。钱币正面国王头像的发型、胡须和衣饰均为波斯风格。钱背面图案是身穿波斯式服装的国王坐像,手中举弓,坐在椅子或脐石上。她的钱币可以视作希腊化结合本土特点的产物。图案中的椅子常见于希腊式钱币中天神宙斯的坐像,而脐石也是希腊神庙中供奉之物。在伊朗高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信仰中,弓箭被视作为天神赐予统治权利的象征物。安息钱币以比较独特的方式体现了王权和神权的关系。王权与神权同时标志于钱币,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主题。钱币即可以说明王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也表明君王受着神祗的保护。这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内容与构图模式确立后,逐渐被大部分丝路古国钱币所接受。安息时期的琐教:重新编撰《阿维斯塔》。

塞琉古时期,中亚本土文化心理中,对国王和神权的接受心理—以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形象推广为例。

丝路钱币的形式和内容开始本土化。这一阶段的钱币在主题内容与构图模式上虽相对保持一致,但也开始强调自身文化和宗教特征,使得丝路钱币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萨珊王朝是继安息王朝之后的强大帝国。政治上反安息,也反希腊化,极度强调自身文化特征。这一特点在图案上显示明显。3世纪初,阿达希尔(Ardashir)推翻安息,建立萨珊王朝。钱币也开始了全新的设计,正面是国王像,但背面不再是神像,而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祭火坛图案,两旁站立侍从。侍从通常为祭司,有时会是皇室成员。萨珊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有时也会出现在祭火坛图案上。在中亚地区钱币形式方面,萨珊钱币的形制影响深远。

“君权神授”是中亚地区国王们努力推广的观念之一,标志着政权或者说统治的合法化。意味着国王的权利来自于神赐,是不可冒犯的。此主题在当地的雕塑和壁画中表现甚多,钱币也是重要的宣传媒介。

公元4世纪,来自中国西北的嚈哒人侵入大夏,势力扩张,和萨珊王朝时有战事发生。受萨珊文化的影响,嚈哒制币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萨珊钱币式样。嚈哒货币以银、铜币为主,正面为王像,背面是火坛与侍从。嚈哒钱币的另一特色是在铭文方面,在钱币上常出现的有三种文字,巴克特里亚-希腊文,钵罗婆文和梵文,这一现象可能说明了嚈哒每占领一地后便会在钱币铭文上使用当地文字。

公元696年,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马立克实行经济改革,开始由中央统一打制金、银、铜币,形式统一。创立了特殊的伊斯兰式钱币。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钱币上只用阿拉伯文库斐体书写的经文或王名做装饰。此种钱币形制影响到后来所有的伊斯兰国家。

丝路钱币形式虽是多种多样,但设计主题基本未曾改变。

约在公元一至四世纪。最大疆域北达咸海,南到印度的温德亚山,东至葱岭(帕米尔),西抵伊朗高原。塞人特别崇拜黄金。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描写中亚塞人时说:“塞西安王室小心翼翼保护神圣的黄金,每年为它举行重大的祭典。当时塞人的衣服上都以黄金为装饰品……”由于官方神权代表术士们强烈抵制,米底王国(Media)本土信奉火祆教者,寥寥无几,琐罗亚斯德不得不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中亚。公元前588年,他终于说服了中亚大夏王维什塔斯帕(Vishtaspa)。在这位国王的倡导下,大夏贵族纷纷昄依火祆教,首次确立了火祆教在中亚宗教生活中的官方地位。

由于官方神权代表术士们强烈抵制,米底王国(Media)本土信奉火祆教者,寥寥无几,琐罗亚斯德不得不到处流浪,最后来到中亚。公元前588年,他终于说服了中亚大夏王维什塔斯帕(Vishtaspa)。在这位国王的倡导下,大夏贵族纷纷昄依火祆教,首次确立了火祆教在中亚宗教生活中的官方地位。

丝绸之路货币实际是欧亚大陆古代国家货币的统称,充满诗意的说法。但她们有着共性的表达和同样的内涵,“设计”上遵循着同样的理念,反映出相似的文化背景,说明她们在一个经济文化圈内。共同内涵的认识基础上,各个古国货币上的文字、图案和符号又反映出各自国家历史、文化和艺术特点。亚欧大陆由东西方两个不同的经济文化圈构成。中间存在着一个共同影响地带。

此次讲座内容十分丰富,展现了钱币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多样的学术视野。为学者们呈现了一份难能可贵的交流机会,碰撞出了多种可能性,企盼钱币研究能够有更加辉煌的未来!

本次讲座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前来聆听的专家学者有内蒙古文物局原副局长王大方研究员、内蒙古钱币学会原秘书长张文芳研究员、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树辉、白玉冬、吐送江·依明教授、新疆塔城学研究室仇安鲁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韩雪飞博士、贵州博物馆袁炜馆员、甘肃省博物馆刘志华研究员、河池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杨彦鹏讲师、敦煌研究院赵晓星、邰惠莉、杨森研究员、李茹、勘措吉副研究员、赤峰学院程嘉静副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博物馆周尚娟、索袋老师、甘肃省钱币博物馆曹源科长、龟兹石窟研究院杨波馆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李志鹏助研、甘肃民族学院张永萍副教授、甘肃中医药大学张浓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刘璟博士等,此外还有来自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和敦煌研究院的年轻学子,以及其他社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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