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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第70-74“期敦煌读书班”及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讲座
人文研究部 丨 闫珠君 丨 2021-10-8    访问量:  

为了活跃学术气氛,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自2021年8月13日至9月10日分别主办了第70—74期“敦煌读书班”和两期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讲座。讲座得到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所主持的三个科研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9ZDA198);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1-GMA-004);敦煌研究院院级课题重点项目“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与断代”(项目编号:2020-SK-ZD-01)——的学术支持。活动分别以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敦煌与中外关系、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断代、摩尼教研究为主题。

第70期“敦煌读书班”于2021年8月13日下午举办。第一讲《元代色目进士死节现象考析》,由甘肃政法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胡蓉博士主讲。元代科举兴起较晚且取士甚少,但元末死于国难的进士,尤其是色目进士却为数不少,占了很高的比例,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色目进士死节现象。这些色目进士既非蒙古人,不属统治阶级之列;又非汉人,不像汉人那样有着传承千年的忠君伦理观念,他们的死节比例之高,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元代理学在入华色目人中的普及,理学所推崇的忠孝节义观对色目进士形成了重大影响;其次,色目人虽非蒙古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但颇受蒙古统治者倚重,与蒙古统治者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再次,元代推行的科举制度偏袒色目人,使其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多种优势,这也是色目进士誓死保卫现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讲《色目入华与元代医学》,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馆员张田芳主讲。元代大批胡人入华,被称作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女真、高丽、拂林人等。终元一世,时疫伴其始终,成为蒙古统治者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因而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随着大批色目人入华,精通医学的色目人备受尊崇,尤其是回回医学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将阿拉伯医学中抗击疫情的方法和药方带到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疫病的发展起了抑制的作用。稽诸史乘记载,结合阿拉伯、波斯、回鹘等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色目医在治疗疫病方面多有可述者,不管在辨证、施治还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有此前所不备的高明之处,故而在元代抗疫时发挥出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第三讲《裕固族萨满神歌及相关问题》,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叶凯歌主讲。押头韵是古代回鹘诗歌作品显著特征之一,也是裕固族萨满教神歌的主要押韵形式。裕固族先民早先信仰萨满教,后改信摩尼教、佛教等,今天主要信奉藏传佛教。1910—1911年,马洛夫两度深入肃南裕固族中考察,收录了篇幅长短不一的15首萨满神歌,绝大部分以押头韵为主,少数押尾韵,也有的兼押头韵和尾韵。除萨满神歌外,押头韵这种韵律形式也出现于裕固族早期民歌当中,乃继承古回鹘文化传统而来。古代回鹘文诗歌全部押头韵,不仅体现在诗歌作品中,甚至回鹘佛经译本、尾跋之类通常需用散文表述的内容,在回鹘文中也常常以韵文来表述。这一文学传统后来影响对阿尔泰语系的诸多民族都产生了影响。

第71期“敦煌读书班”以摩尼教为主题,于2021年8月27日下午举办。第一讲《唐代摩尼僧“呼禄法师”回鹘身份再议》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讲。唐会昌三年(843),唐武宗灭摩尼教,《闽书》记载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福清)。摩尼教由是输入福建。学界一般认为“呼禄”即中古波斯语xrōhxwān(呼嚧唤)之音译,盖佳择撰文认为“呼嚧唤”为官号,不可与作为教界职称的“法师”并用,认为“呼禄”当为古突厥语Qutluɣ的音译,意为“吉祥”。但此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近期于福建福清市发现的摩尼教抄本《普度科仪》恰好有“东土摩呼禄慕阇”之记载,可与《闽书》相呼应。“呼禄慕阇”,如果将“呼禄”解释为“呼嚧唤”,则 “呼禄慕阇”就等同于“呼嚧唤慕阇”。慕阇和呼嚧唤同为摩尼教官号,前者为最高级别相差很大,呼嚧唤则地位较低,无法并列用作人名,足证“呼禄”不可能为波斯语摩尼教官号“呼嚧唤”音译的推论是可信的。扬州出土《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中的罗呼禄、摩呼禄父子,虽为波斯人,但不应与摩尼教有什么关联。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忏悔文、十戒等内容与回鹘文本《摩尼教徒忏悔词》有着高度相似性,有助于进一步证实福建摩尼教是由回鹘高僧呼禄法师始传的。

第二讲《摩尼教呼禄法师及其胡族身份考》由淮阴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盖佳择主讲。摩尼教大慕阇摩呼禄法师,本贯为粟特地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漠北回鹘时期的摩尼,九姓胡居多,且地位显着。当然也不能排除掉其来自波斯、吐火罗之可能性。但来到福唐的呼禄,诚当是以回鹘法师的身份传法的:法师会昌前定为京城某寺大摩尼,常往来于漠北与唐朝之间,已然被回鹘化,一如“清净光明大师”米副使般,官方身份即回鹘摩尼师。研究者发现,霞浦摩尼教夷偈中多见“鹘”“纥”等字,如屏南《贞明开正文科》54行偈文中有“和鹘法师”字样,福清摩尼教《度亡功德发奏科》和《齐狱科范》等科文中则有“乌鹘纥里特”反复出现,未知何意。有学者指出,其与当时世界摩尼教中心回鹘有关系,诚是也。摩尼教《香空宝忏》更是全然模仿敦煌吐鲁番发现之回鹘《摩尼教忏悔词》,说明八闽与回鹘地区一线相牵、一体同源,其微妙不待言。根据《普度科仪》,我们当可排除呼禄之名来自“呼嚧唤”的可能,然其究竟来自波斯/吐火罗语还是粟特语,抑或回鹘语呢?目前我们唯能提供若干假说,尚难彻底征实。另外,究竟只呼禄法师孑然一人远自葱山蒲海而来,还是随同“灵源传教宗师”们组团而来,亦难确知。而呼禄至孙绵间的三四位祖师如高佛日、陈诚庵、西爽大师等,田野调查尚未发现其行迹,尚待近一步调研。目今为止关于呼禄法师之生平,仍旧全仗一本《闽书》,余竟无可用处,以致围绕其人生前逝后,迷点重重。诚望终有一日,能够将以上多个问号皆划为释然的叹号。

第三讲《从霞浦文献看摩尼教冥界的形成》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杨琛主讲。霞浦摩尼教科仪书中频繁出现且影响巨大的冥界观念并非波斯摩尼教原生的宗教设置,而是在入华后逐步构建和塑造出来的,乃逐渐汲取佛教、道教、儒学以及本土民间信仰的宗教内涵而成。其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徒有名目,到至迟宋元时期引入的大量佛、道教冥界神明,及至明清时又融合了三教及其闽地民间信仰中成系统的冥界官僚机构和诸多济度亡灵的法门和仪轨,不断添砖加瓦,最终形成了霞浦摩尼教独具特色的冥府世界。波斯摩尼教进入闽浙地区,不得不因应当地的社会情况,根据中土文化观念构建了足以导引冥府世界运行的冥界观念,这样一来,不仅有效地借用佛教、道教的外衣以其本身的宗教内涵,同时又能够利用冥界观念以争取更多的信徒。在佛教、道教拥有强大力量的社会条件下,摩尼教作为一个小众宗教,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逐步脱夷化的同时完成自身的本土化,使其在中土扎根存续下来。华化摩尼教的冥界观与中土佛教的“目连”与“十王”思想的结合,均为外来夷教华化的典型案例,值得更多关注。

第72期“敦煌读书班”于2021年9月3日下午举办,以中亚钱币与佛教艺术为主题。第一讲《嚈哒帝国钱币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由长治学院副教授齐小艳博士主讲。嚈哒的崛起和迁徙对整个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所建立的帝国也是研究公元5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期丝路贸易领域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嚈哒人以当地或者周边强国钱币为原型进行了打制钱币,这既是政治征服的产物,反映了嚈哒权力及其范围的演变,又是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嚈哒钱币并没有作为国际贸易手段,而是主要用于区域性的流通手段,但是嚈哒帝国发挥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中介作用,确保了公元5-6世纪丝绸之路的稳定发展,也为隋唐之际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第二讲《高附国与印度—帕提亚》由贵州省博物馆馆员袁炜主讲。汉、希腊、印度等相关文献互证,钱币学、碑铭学等方法考证高附国相关历史。得出以下结论,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五翖侯,其中高附翖侯位于巴克特里亚,与高附国无关;公元1世纪初,帕提亚人冈多法勒斯占据塞斯坦、阿拉霍西亚、犍陀罗和信德等地,建立印度—帕提亚王国,《后汉书》称之为高附国,此后贵霜丘就却占据北阿拉霍西亚和犍陀罗,残存的后印度—帕提亚政权继续统治塞斯坦、南阿拉霍西亚和信德。甘英曾途径后印度—帕提亚政权统治下的南阿拉霍西亚。汉文文献中的安世高是印度—帕提亚人,《付法藏因缘传》所记述的迦腻色迦与安息的战争应为迦腻色迦与后印度—帕提亚的战争。

第三讲《5—8世纪粟特佛教艺术寻踪》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副研究员祁晓庆博士主讲。贵霜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印度佛教在继阿育王之后再次大规模向外传播,其中向北就传播到了阿姆河及其以北地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铁尔梅兹佛寺遗址是目前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贵霜时期佛教寺院,时代在2—4世纪左右。此后佛教开始在阿姆河到锡尔河之间的河间地带传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粟特地区。根据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佛教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传播似乎有一定的分布规律,大体上沿着西北方向前行,后继续沿着锡尔河流域向东到达楚河流域。从目前保留下来的佛寺布局以及壁画和雕塑艺术分析,粟特艺术与犍陀罗,中国新疆地区以及敦煌的佛教艺术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6世纪以后的粟特佛教又受到中国佛教影响颇多,目前对敦煌,吐鲁番和中亚地区发现的粟特文佛经手稿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大部分粟特文佛经是从汉文佛经翻译过去的,而不是直接译自梵文,甚至有汉文疑伪经也被翻译成了粟特文。

第73期“敦煌读书班”于2021年9月10日下午举办,以敦煌晚期石窟为主题。第一讲《“西夏石窟艺术类型断代”中的人类学挑战》由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行佳丽主讲。历史上的瓜、沙二州位于汉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之地域边缘,敦煌晚期石窟又修建于宋、辽、夏、金、元几个王朝的时代边缘,这一批石窟因其所处位置与时代的特殊性,历来被各界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敦煌晚期石窟的归属年代与壁画内容判定争议不断,从表面看是“西夏石窟之争”,实质则是艺术史研究中的反思性知识建构过程,而人类学(“人”的视角、功能与结构、史料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等)研究范式的介入,对“西夏石窟艺术类型分期”之既有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二讲《榆林窟第4窟为元代窟新证——从五台山图中的大白塔谈起》由敦煌研究院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邢耀龙主讲。榆林窟第4窟究竟为西夏还是元代洞窟,学界存在争议。榆林窟第4窟文殊变五台山图中保存有元代大白塔的清晰形象,该塔乃1301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是证此窟当开凿于1301年之后;榆林窟第4窟之蒙古供养人像,此前曾被误认为乃后补之物,其实非也,与洞窟壁画是整体划一的;窟中的西夏上师像被认为是噶玛噶举派之装束,论者认为噶玛噶举派主要流行于西夏而非元代,其实不然,元代后期噶玛噶举派备受蒙古统治者尊崇,甚至拥有“无冕”帝师的地位;榆林窟第4窟之五台山形象可与元代五台山道场之密教寺院相比对;该窟之天龙八部形象又与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四圣图接近;论者以窟内有西夏文题字而证明该窟为西夏窟,殊不知西夏文不惟西夏国流行,元代也很流行;论者谓瓜沙西夏时繁荣而元时衰,实则恰恰相反,元代瓜沙作为作者蒙古豳王家族的驻地,地位显赫。诸如此类,可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榆林窟第4窟当为元代之遗物,具体修建时间当在1301年五台山大白塔修建之后至1364年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两座文殊窟之前。

第三讲《敦煌本回鹘文〈八十四大成就者传〉与吐鲁番大桃儿沟大成就者图像考》由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研究员主讲。吐鲁番大桃儿沟第9窟绘有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通过对图像的分析及回鹘文榜题的释读,考证出部分成就者的名号,并与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书比对,复原出成就者在洞窟中的原本序次(即原本位置)。在此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其一,该窟成就者图像的绘制,所依文本为回鹘文《八十四大成就者传》,该文本在莫高窟北区曾有出土。其二,该窟大成就者图像与莫高窟北区回鹘文《八十四大成就者传》的一致性,表明吐鲁番与敦煌两地在大成就者信仰流派上也是一致的。

第74期“敦煌读书班”2021年9月18日下午举办。第一讲《张掖柳谷瑞石觅踪》由河西学院特聘教授高启安博士主讲。高先生讲到有这样一块石头,在谶纬盛行的时代,被认为成功地预测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所篡夺以及前凉、后凉两个政权的兴旺更迭;昭示了司马氏政权的“休祥”,又被北魏认为是政权合法和兴旺的征兆。它的图像被图形后曾藏之于地方和宫廷秘府,甚至在隋唐时还留图像存世。至少在东汉元、成之世(前48-前8)、东汉建安到魏黄初年间(196-226)、魏青龙三年(235)、晋泰始三年(267)、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5次上报朝廷。它的神奇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中,将它称之为“千古一石”毫不为过。它,就是张掖“柳谷瑞石”。目前已找到史料所记“柳谷”,它就是张掖市民乐县南古镇柳谷村所在沟谷,距离张掖市约50余公里,坐落在一条由西向东流的沟谷北岸台地上,号为“瑞石之乡”。笔者曾访该村87岁老人赫永秀及其子、原肃南县人大办公室主任、县文化局长、67岁的赫雄家。其沟谷发源于祁连山之“西山岭”,长约7公里,入于马蹄河,据说,原来沟谷内生长有茂密野柳(旱柳),是谓“柳谷”,但今人谓已无柳树。史料所载瑞石,应该就在此沟谷中,不仅地名仍保留了“柳谷”二字,且村子中间的牌坊匾额上有“瑞石之乡”四字。经询问,当地民间也有瑞石传说,而且还和“杨满堂征西”联系了起来。远离王朝都城的河西走廊的一块石头,何以赫赫有名?成为预示朝代更替或王朝休咎垂示的“瑞石”?除在谶纬信仰盛行的时代,瑞应休咎的一切自然变化和特异现象,都会被要求及时报告朝廷,而地方官员多以此媚上,柳谷瑞石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历代地方官作为祥瑞而大张旗鼓地报告朝廷,还应该与河西从东汉到五凉时期儒学发达,谶纬学盛行有一定关系。有关柳谷瑞石事,《民乐史话》一书中有吴毓恭先生撰写两篇短文《宝石负图话纷争》《柳谷瑞石》日本学者津田資久2008年发表《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立場》一文,搜检与柳谷瑞石相关史料备细,从政权更迭时统治的合法性方面有详细梳理和论述。

第二讲《福清科仪本所见东土摩尼教史事》由福建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俞伦伦主讲。会昌三年(843),唐武宗灭摩尼教,《闽书》记载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福清),摩尼教由是输入福建。福清摩尼教至今保持较为独立的传承体系,所流传的教内文献价值极高,可与敦煌、吐鲁番、霞浦等地的摩尼教文献相对应,其中《普度科仪》对“呼禄法师”及摩尼教入华时间的记载,对厘定中国摩尼教史具有重要意义,可证福建摩尼教是由“呼禄法师”始传的,摩尼教入华时间当有可能在唐高宗时期,比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延载元年传入说略早;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其中的十五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ɣ”(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十五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通过辨析福清、屏南、霞浦等地摩尼教材料及其教派性质,可发现在明代中后期,闽东摩尼教的形态从教会式转变成坛班式传承。摩尼教从“葱山蒲海”以西的西亚、中亚地区远播东土,在东南海滨一隅的福清找到了最后的庇护地,祖代继承保存至今,实为丝绸之路宗教交流史上的一大奇观。

第三讲《回鹘摩尼教影响蒙古民间文学之一例》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讲。吐鲁番出土编号为80T.B.I:524的回鹘文残卷是回鹘摩尼教的珍贵文献之一,其中记录的“群魔争宝”故事文本属于在全世界广泛流传的AT518故事类型D832核心母题。蒙古文、藏文《尸语故事》和一些蒙古、藏族民间故事中亦出现这一故事母题,且蒙古文故事异文还出现了“光明神树“的形象,回鹘文残卷中的三件东西,即帽子、棍子和靸鞋明显和蒙古文《三件宝物》中的草帽、棍子和鞋存在对应关系。通过分析母题结构、词义以及回鹘和蒙古之间文化交流历史,这些蒙古民间故事和回鹘摩尼教故事异文间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每位发言结束后,由主持人进行评议,然后进入讨论环节。由于事先在读书群内已将论文挂出,大家可事先阅读,而且在发言时表述比较充分,也给予了听众充分的讨论空间,故讨论环节每次都非常热烈,大家或提问,或批评,或质疑,或提供补充资料,总有觉得时间不够之感,收到了良好的研讨效果。

在五期“敦煌读书班”之外,还于2021年8月20日下午分别举办了第十三、十四期“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第十三期《敦煌吐鲁番文书〈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申论》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兴伊主讲,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研究员刘英华主持。德藏吐鲁番文书Ch.3725的1叶文书与俄藏ДX.09170、ДX.09178、ДX.09882、ДX.09888、ДX.09935、ДX.12495的6叶文书残片,经专家研究缀合并校注。根据这些文书的高清图片重新校注,在文书出土地、抄写时间、编号、形制、文字辨析、册页装订等方面均有新见,由此再现高昌国时期的《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写本原貌,并首次发现伏羲、女娲的文字表述“福悕”“女”。ДX.09882文书内容交融了印度佛教重生轮回思想与中华传统胞胎阐释,正与吐鲁番墓葬大量出土的伏羲女娲陪葬图相应,反映当时吐鲁番人对夫妻婚配、阴阳交合、孕育后代的观念。

第十四期《丝路掠影:悬泉置汉简与中外交往史片段》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俊民主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瑾主持。悬泉置汉简是丝绸之路上汉代规格最高驿站——悬泉置日常运作形成的档案文书遗留下来的部分,其中的接待记录文书保存了很多与中外交往的史料,对于丝绸之路、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悬泉置是汉代东西交往通道上数十个驿站的缩影,通过对悬泉置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汉代驿站的规模、大小,人员构成与日常运作方式,再现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布局及日常运作方式。通过对悬泉置汉简的梳理,可通过“以点代面”、“以点代线”,勾勒出汉代东西交往的路线、交往的史实与交往的具体方式,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供直接的实物证据。

此次学术交流结合网络会议完全采用线上交流的模式,也是自“敦煌读书班”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举办以来的首次尝试。在讲座期间,学者们通过语音或视频的方式与异地学者展开深入探讨。加之三大课题组成员的参与,使得学术氛围极其浓厚。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共计开展17场学术交流,对于主讲者与参与者而言都是一场学术的盛宴。活动顺利的开展有赖于学术界各位学者对于学术的热爱以及求知的热忱,同时也期待“敦煌读书班”与“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能够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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