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敦煌学研究 >> 学术交流 >> 正文
敦煌研究院第63、64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人文研究部 丨 文/图 丁小珊 丨 2020-11-12    访问量:  

2020年11月3日,敦煌研究院第63、64期“敦煌读书班”在敦煌研究院兰州分院敦煌文献研究所一楼阅览室分上午、下午两个时间段如期举办。

第63期“敦煌读书班”的第一场讲座分别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博导刘屹教授进行主持和评议。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导张泽洪教授作了题为《从P.2865<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看道教在敦煌的传播》的报告。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导张泽洪教授

敦煌文书P.2865号《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与S.298号《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是敦煌道经中两卷关涉炼度科仪的写本。P.2865号存经文274行。其前134行见于《道藏》本《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第135行以下不见于《道藏》本。S.298号文字与P.2865号抄本第154行以下相当。目前道教学界认为炼度科仪盛行于南宋时期,而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炼生尸经书,则反映五炼生尸的炼度有着悠久的传统,该经有助于探寻炼度科仪的传承发展情况。张泽洪教授以P.2865号《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为例,就五炼生尸经的历史源流及仙道思想,五炼生尸经与《度人经》的关系展开讨论,并从此侧面讲述了中古史上道教在敦煌的传播。他首先从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的传世入手,分为从五炼生尸斋法行用的历史源流和炼度科仪源于葛玄说的分析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讲述,其中在讲到炼度科仪源于葛玄说时,张泽洪教授以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三《葛仙公》说葛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三《葛仙公》的记载、敦煌文书P.2337号金明七真撰《三洞奉道科诫仪范》卷五,其中《灵宝中盟经目》载录“《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练生尸妙经》一卷”为例,来论证炼度起源于葛玄之说此观点还是有据可依的。五炼生尸经是道教炼度科仪的思想基础,伴随该经的问世是五炼生尸在斋醮中的行用,可以说南宋时期风行的炼度科仪,其源流就是早期灵宝斋的五炼生尸。 

其次,张泽洪教授又从三个方面讲述了敦煌本《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中的仙道思想。其一是五炼生尸经的道教神学叙事与成仙思想。《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的编写,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济度思想。该经的道教神学叙事模式和救度学说,反映出早期道教的神仙信仰与独特的尸解成仙说。其二是,五炼生尸法演绎《度人经》的济度理论。生身受度,死魂受炼是《度人经》济度思想的核心。《度人经》阐述的济生度死、济世度人理论,可谓是道教炼度科仪的思想渊源。其三是,五炼生尸经衍生出灵宝斋的炼度法门。灵宝斋法在道教科仪史上有着特殊功能,道教宣称“斋法出于灵宝”,甚至有“非灵宝不可以度人”之说。而南宋道教盛行的炼度科书,皆称炼度仪出于灵宝法。

刘屹教授认为炼度这样一个观念到后来的繁复的炼度仪的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

1、先有炼度的观念,甚至是已经有了炼度的实践,还是先有记载炼度观念或仪式的道经? 或者说,五炼生尸妙经这个经是最早出现、最早记录了炼度的观念的文献,还是说在它之前就已经有了炼度的观念和某种程度的实践?然后在五炼生尸经的经文中再发展为宋以后的繁复的炼度仪,这一个另外的变换。从问题上来看,肯定是先有仪,然后再有比较繁复、繁杂的仪式。但是在经之前,会不会有一段从观念到实践这样一个阶段。这个可能性的存在,会不会到三国的时候,现在还不好下一个轻易的结论。期待将来能够发现三国时期的考古资料、墓葬,来体现炼度的这种观念,就非常有利于张老师的推论。

2、炼度最初只针对道士和他们的妻室父母,或者是修道、信道的人,就是它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这个是从五炼生尸经和度人经,大概都可以看出,但是,后来,六朝,特别是到唐宋时期,各阶层的人都可以使用这样一套仪式,体现就是灵宝五五方镇墓石。

3、为什么六朝、隋唐时期墓葬里面,不只是道门中人,还有达官显贵、皇族贵戚,不论他们生前是否信道,在他们墓葬中也在用灵宝五方镇墓石,而灵宝五方镇墓石其实就是来自五炼生尸经、度人经。在六朝、隋唐到北宋时候,墓葬中还多多少少存在五方镇墓石。到两宋以后,在墓葬中有五方镇墓石这种现象就衰微了。究其原因,刘屹教授认为,这与炼度仪的兴起是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六朝、隋唐时炼度分为地面和地下两个部分。但地面的情况我们无法确知,《太上洞玄灵宝五炼生尸妙经》的存在使这种观念或这种实践是有可能存在。但如果真的要证实这种观点的存在,刘教授认为关键还是在五方镇墓石。但是到了南宋开始,炼度仪的使用,就不怎么强调埋这五方镇墓石了,而是更多的体现在分成了几天、每天怎么做、每一步怎么做的等繁复的炼度科仪。更多体现在道士高功、体内形成小宇宙等形式,这也是炼度仪式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第二场讲座由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彭晓静研究员主持,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评议,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琛作题为《从霞浦文献看摩尼教冥界的形成》的报告。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杨琛

冥界,是人们在想象中构建出的死后世界,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有关于冥界的论述,自2008年以来在福建霞浦发现的摩尼教科仪书中,也有许多关于“济度亡灵”的内容,昭示着霞浦摩尼教中也着有极为成熟的幽冥世界。然而,纵观早期摩尼教的文献记载,该教在波斯诞生之初,并无冥界的相关设置,其后出现在霞浦摩尼教中的冥界也是在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其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始摩尼教的宗教内涵,还融合了大量佛教、道教以及本土民间信仰中的冥界观念,最终形成了霞浦摩尼教所独有的冥府世界。

杨琛博士以2008年10月以来在福建霞浦、屏南、福清等地发现的摩尼教文书中出现的大量关于救亡济度的内容,包括数目甚众的冥界神祇、名目各异的冥界机构、以及专为救度亡灵的宗教仪式为例,表明当时的霞浦摩尼教已经具备了成熟完善的冥界。她在考察早期摩尼教的文献记载,发现摩尼教在创立之初,并无冥界的相关设置,她认为这同原始摩尼教“二元论”的基本教义和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杨琛博士以霞浦摩尼教的《奏申牒疏科册》及《摩尼光佛》中的例证,论述了霞浦摩尼教的冥界非其原生的宗教设置,而是在入华后逐步构建和塑造出来的,乃逐渐汲取佛教、道教以及本土民间信仰的宗教内涵而成。并且,其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从一开始的徒有名目,到至迟宋元时期引入的大量佛、道教冥界神明,到明清时又融合了二教及其闽地民间信仰中成套的冥界官僚机构和诸多济度亡灵的法门和仪轨,不断添砖加瓦,最终形成了霞浦摩尼教独具特色的冥府世界。

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

谢军林先生摩尼教在波斯的三一教中是最复杂的,从最早产生的琐罗亚斯德教,再到最后消亡的摩尼教,这中间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也是波斯宗教中跨度最大,亦是最复杂的一个宗教,因为它可以说是融合了五大宗教。谢先生认为任何宗教进入中国,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必须得华化,这是生存问题。宗教,归根结底解决的还是人的问题,并不是拿鬼的问题来解决鬼和地狱的问题,它还是在解决人的,尤其是现实的活人问题问题。宗教华化的第一个过程,也就是一般的普遍的过程就是佛教化,第二是道教化,第三适应中国的民俗化。在《奏申牒疏科册》中,佛教有地藏王菩萨、目连救母,道教有酆都大帝,民俗在福建、霞浦更可以称之为闽俗,即闽俗化,而非道教科仪的层次。由于福建此地是非常俗的,而越俗的东西在中国越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因此摩尼教在福建的闽俗化是可以理解的。

第64期“敦煌读书班”第一场讲座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翟战胜副研究员、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和评议人。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研究员作题为《敦煌写本<茶酒论>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陕西历史博物馆翟战胜副研究员

陕西历史博物馆梁子研究员

梁子研究员首先从他的选题入手,简要介绍了前人对《茶酒论》的研究情况。梁子研究员侧重于唐代茶文化研究,他认为唐代茶文化主要是在晚唐时期才兴盛起来的。在报告中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讲述,第一,《茶酒论》的创作。《茶酒论》因创作与河西,属于河西文学,时间应在平淮西至黄巢起义前(820--878)。在讲述中他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是汉阳陵茶叶的发现,说明茶史包括饮茶形式制茶形式的阶段性,无论如何提前其年代,都是有可能的。其二是,就唐代茶诗创作而言,盛唐以前的数量质量都相对少而且简单浅显,大历贞元,初步繁荣,元和太和以来才进入盛期,唐末才进入高潮。第二,文体及来源。《茶酒论》四言六言相杂,是晚唐新兴文体。另外,梁研究员认为《茶酒论》很像是戏文或相声的脚本。不是一般的散文与诗歌。而《茶酒论》如果是戏文的话,距唐代最近的是参军戏,或“弄参军”戏,而茶圣陆羽少年时代就扮演过参军戏的演员。从角色搭配及主次主从或戏份轻重关系看,《茶酒论》中的茶与酒是基本是平等的对等的,也是平和的,未有扑打动作,而且最后由“水”出面,做了裁定,未分胜负。而这三个人物设置,倒与《三教论衡》相近,虽然唐参军戏也有参军扮演正儒(《三教论衡》)、医生(《病状内黄》)、土地神(《掠地皮》)、旱魃(《系囚出魃》)、阴判(《焦湖做獭》)、夫(《疗驴》)等各类人物,苍鹊则除扮演从吏之外还可相应扮演隅座听讲后生、病人、神旁之人、鬼 魂、见魅之人、妻等人物。第三,《三教论衡》争奇戏剧化的启示。第四,考古出土的几宗茶器文物。最著名的茶器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僖宗御用茶器,打造于咸通九年至咸通十二年(868--871)。在有唐一一代,墓室壁画几乎没有茶道文化的一点痕迹。与唐墓壁画相对应,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唐代墓志铭里发现一位以茶事为主要术业的墓主。也很少看到“茶字”。第五,茶道文化传播。在茶文化传播方面,在此前盛行的以诗歌辞赋为主要形式、以贡茶、赐茶、赠茶及 品茶为物质载体从而客观手段的基础上,《茶酒论》在以捍卫佛教为本质目标的前提下,采用参军戏的模式,无疑是新的模式。其直接结果就是藏族文学《茶酒仙女》的藏族佛教化的翻译改编。

李永平研究员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茶,在晚唐是不是与北方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度有关,茶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消食,这与中国饮食习俗的改变有关。第二,写本本身所反映的内容需要人们掌握更多的知识,其研究和可开拓的方面还有很多。第三,文体的拟人化,叫做论,有可能像类书一样和其他东西编到一起去的。第四,与饮食制度变化有关,如金代的烹茶图,这在当时的上层贵族中是比较普遍的。

第二场讲座由敦煌研究院赵晓星研究员主持,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才让教授评议,由敦煌研究院王东副研究员作题为《骰卜与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研究——基于ITJ740号文本的考察》的报告。

敦煌研究院王东副研究员

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量内容涉及吐蕃日常社会生活,吐蕃民众笃信鬼巫,骰卜成 为社会各阶层日常重要内容。ITJ740(Ch.9.Ⅱ.19)号骰卜文本内容比较完整,是吐蕃骰卜文献中最具典型性的文书之一,内容涉及卜占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等诸多方面,是社会各阶层生存状态的真实体现,表达了吐蕃民众为争夺生存时空权的努力与欲望。

王东研究员首先讲述了卜占文本,在敦煌文献中内容为卜占的文书数量较多,时间跨度从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的初唐至10世纪左右的北宋前期。卜占方式有羊胛骨卜、骰卜、金钱卜、鸟卜、十二生肖卜、十二因缘卜以及其他卜占,卜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战争、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而在苯教文化中,无论是鬼神精灵还是命数运道,无一不和精神层面发生联系,而这些表现又要通过苯教师以占卜、咒语以及特殊仪轨的形式加以展现,统治者对苯教徒给予了高度重视,如“持咒者”可授以大银字告身、“保护(王臣)身体的本教徒”可授以小银字告身。即使在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地区后,苯教依然对吐蕃民众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占卜即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骰卜内容更体现出社会各阶层各种日常需求和基本生存状态。在讲到IOL Tib J 740号文本具体内容时,王东副研究员从财运、婚姻子息、权势、家产、经商、诉讼、军功这七个角度入手,就讲述了文本中吐蕃民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吐蕃民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追求和表达,以及吐蕃社会各阶层努力拓展自我以及家族生存空间权利的追求。

才让教授评议这篇文章通过占卜文书反映了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现了吐蕃的一个历史景象。他认为文章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角度比较新,以前敦煌藏文文献主要以解读、翻译为主,现在发展到以一个新的领域,用不同的学科、角度、层面来加以研究。以释读其中的文献并拓展到它所反映的一种社会现象。第二个特点,广泛的收集了目前能了解到的第一手的资料,能够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占卜文献的理解。第三个特点,新的观点、新的解释,并对有一些老问题有新的看法。他同时还向王东研究员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题目里讲了吐蕃民众,但这个“民”里面到底含不含贵族阶层、统治阶层。二是,对社会生活做一个界定,哪些是物质层面的,哪些是精神层面的。三是,在论文里提到的问题应该做一个系列论文,如吐蕃的军功、婚姻、家产、经济贸易,这些方面可以分开来写。集中写没有体现出占卜的问题。

此次读书班的举办以线上网络直播与线下讲演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莅临会议现场的代表除上文提到的八位主讲人和主持人外,尚有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张红娟馆员,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王继东,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勘措吉研究员,王东副研究员,张田芳、阿不都日衣木、卓玛、张海娟馆员,以及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的同学和社会人士。直播的尝试也得到了各地学者大力关注与支持,网络参与人数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

相关阅读:

敦煌研究院版权所有 陇ICP11000088号-1号 敦煌研究院网站投稿邮箱 tougao@dha.ac.cn

Copyright For Dunhuang Academy (C) www.dha.ac.cn Tel:(86) 0937-886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