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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本无事——回忆史苇湘、欧阳琳先生二三事
敦煌研究院 丨 袁德领 丨 2017-3-20    访问量:  

此生有幸在莫高窟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混沌之中徜徉于佛国世界的善业熏陶、沐浴着先辈贤圣的无言滋润。佛儒道三家文化的渊源,成就着莫高窟艺术与历史的辉煌;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言行风范,泽被着一批又一批后学的成长。从民国到现世,有几对夫妻伴侣终身守望莫高窟并永远归寂长眠于这一方漠土,让我辈后学视为神仙伉俪。史苇湘 (1924—2000)、欧阳琳(1924—2016)先生,就是这样的一对仙侣。

最初认识史苇湘先生,是在1984年暑假:莫高窟老区会议室里,同时见面的还有七八位老先生,大约是从书本中的名号与现实中的人物相对而已;只是,学识渊博的印象与普通的四川老人并无切实的联系。1985年春,我来莫高窟实习于讲解员的工作。上洞窟之余,去处最多的地方就是资料室的阅览室;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的学术杂志已经不能满足我的查阅,于是找到了当时资料室主任的史先生:需要借阅《大正藏》和其它学术专著;我当时是个临时工,属于“三无人员”:无文凭、无户口、无关系,冒然地要求属于正式研究人员阅读待遇,是否唐突?不想史先生说了句四川方言的话:没得事噻……!

二十岁的初出茅庐毛头小伙与六十岁的功成名就的蔼蔼老者,无论如何是很难发生什么关联的。1986年,我们的办公地点从老区搬到新区,我也由接待部调到遗书研究所(现在的文献研究所)。我所工作的复印机房就与阅览室隔壁:大型扩印机产生的嚣杂噪音势必影响阅览室的安静与宁谧,在双方领导的协商之下我的工作时间大多调整到夜里进行,有一段时期的白天我就成了“自由人”,可以从容于善本阅览室。

当时,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藏经洞文献的排年,一是佛经阿含部的阅藏。听说史先生在做《莫高窟大事年表》,正好请教文献排年的事情;他告诉我:熟悉掌握《历史年表》,特别是与敦煌的历史相关的部分,更是要做到得心应手。这一点,又与施娉婷所长的要求熟悉年表相吻合。长者的共同学术影响,直接受用终身。将《大正藏》借出阅览室,当时是中级职称以上的研究人员才有的资格;我又是因为“三无人员”的原因,只好求助于段院长与史先生。史先生给我的回答,依然是:“没得事噻……!”但借阅的时间一次不得超过一个星期(正式的研究人员的期限好象是两个月)。当时借阅大藏经的人员为数并不多,但对于后学晚辈的我而言有这样的机会是无比珍贵而难得的。至今,还存有若干当时的摘抄卡片。

每每在善本阅览室遇到史先生,他的办公桌与卢秀文老师相对;平时言语不多,一副笑容可掬的老者形象,偶尔听到一两个“段子”如醍醐灌顶:西方有马克斯、恩格斯,东方就不要有那么多的张克斯、王克斯了;但是,“郎个那么多噻!”遇到有人打招呼,总是以“好”、“好”相答。

有一次,一位妙龄女同事向史先生请假:史老师,我感冒了(嗲?);

好!

人家感冒啦头疼(黄脸哭腔?);

好!

真的头疼的很——!

好!好!那就好好休息吗——准假喽。这位女同事后来调走了,不知道她还记得此事否?

我与欧阳老师很少打交道,只是知道言语直爽、衣着朴素。早晨在新树林跑步时,经常能够遇到她老人家。有一次,我为了经常水土不服拉肚子而问,欧阳老师也会说:“没得事噻……!我都拉了三十多年了,外地人不服这里的水土是正常的。没得事噻……!”

九十年代初,老先生们大多搬到兰州,我亦很少有机会与他们交集。去年,听说欧阳先生仙去了,我在伦敦访读藏经洞文献。今年,且识二三事以资回忆。


小注:

以下资料由敦煌研究院人力资源管理处提供:

史苇湘先生,于2000年1月26日15时在兰州逝世,享年76岁。

欧阳琳先生,于2016年2月11日16时在兰州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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