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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尔纳、鄂登堡所劫敦煌文物
来源:敦煌研究院 丨     作者:王惠民 丨    时间:2008-06-16   访问量:

美国、俄罗斯藏有若干敦煌壁画,国内虽有报导,但大部分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笔者也受影响。现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真实报导,将二处所藏敦煌壁画作一简单介绍。

一、关于华尔纳劫走的敦煌壁画

1924年初,华尔纳(1881—1955)从敦煌劫走一些壁画和328窟的一尊彩塑。作为博物馆研究人员,华尔纳在粘剥壁画时一一作了记录、编号,根据他的记录,我们得知他劫走了12块敦煌壁画,运到美国后,有一块遭到毁坏,剩余11块保存至今。另外有328窟供养菩萨塑像一身、还有一件北魏的影塑。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我们无法见到他的记录,如他于1926年出版的《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卢秀文氏《敦煌学编年》将此书出版时间记在1924年,误。《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许多人以为华尔纳从敦煌劫走敦煌壁画26块。此说最早的文章见于曾在1925年随华尔纳第二次西北之行的北京大学陈万里氏所著《西行日记》(1926年出版),书云“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此后王重民氏《敦煌文物被盗记》(《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5期) 等均沿此说。195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在《警告霍雷斯•杰尼和他的主子们》一文中提到:“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唐、盛唐石窟壁画,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第320、321、323、329、331、335、372各窟壁画26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此后,26方说成为最流行的说法,如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潘絜兹氏《敦煌莫高窟艺术》第30 页提到“据敦煌文物研究所调查资料”,华尔纳“用胶布粘去了第320、321、323、 329、331、335、372等窟精美的壁画二十六方,共计32006平方公分,又搬走了几尊最好的唐代塑像。”此书1981年再版时,印数已高达9万余册,又如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敦煌石窟”条、1989年《敦煌研究》第1期《敦煌学编年》“1923年”条,直至1997年12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冯骥才《人类的敦煌》(第205页)。

对于华尔纳劫走的敦煌壁画,日本学者秋山光和氏作了调查、研究。1966、1968、1972年,他三次赴美国福格美术馆(敦煌文物现归赛克勒艺术博物馆, 哈佛大学现在共有三个艺术博物馆:佛格艺术博物馆、布斯驰•莱辛格艺术博物馆、亚瑟•赛克勒艺术博物馆,最新的介绍见《光明日报》1998年5月6日第7 版沈致隆氏《哈佛大学的艺术博物馆》)进行调查,1969年7月,他在(日本)《佛教艺术》第71号上发表《唐代敦煌壁画--福格美术馆所藏残片》一文,介绍了华尔纳所劫11块壁画的情况。1975年2月在《佛教艺术》第100 号上发表《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罗寄梅氏拍摄的照片及福格、赫尔米达什两美术馆所藏壁画残片探讨》(下略称《探讨》)一文,再次介绍了这些壁画。

根据秋山光和氏的文章,我们得知,华尔纳于1924年剥去320、321、323、329、335窟共5个洞窟计11块壁画。秋山光和氏的《探讨》一文,早在1982 年就由刘永增先生译为汉文,发表在《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上。因此,我们不应再沿袭华尔纳剥走壁画26块之误说。至于这11块壁画的位置、尺寸,见刘永增氏在译文后所附的“调查表”,此不复述。另外,王冀青、莫洛索斯基《美国收藏的敦煌与中亚艺术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一文,也可参考。

二、关于鄂登堡劫走的敦煌壁画

鄂登堡(1863—1934年)在敦煌停留时间长达半年(1914.8—1915.1),得以从容收集大量写卷、纸绢画、壁画、彩塑等文物,以及洞窟记录、拍摄照片、绘制草图。鄂登堡揭取敦煌壁画的方法系整块切割,这与华尔纳用胶布粘剥不同。根据曾在俄罗斯留学多年的张惠明氏《1896至1915俄国人在中国丝路探险与中国佛教艺术品的流失》(《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我们得知,鄂登堡共劫走完整的壁画16块,碎片61块,今藏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东方部。

关于鄂登堡劫走的敦煌壁画,有几个错误要予纠正。

1、关于这些壁画的原窟

张惠明氏前揭文注释三云:“敦煌藏品中的壁画及雕塑品是奥登堡考察队从伯希和编号第14窟拿走的。”此说有二个疑点:其一、伯希和编第14窟即今编152窟,这是个宋窟,该窟无切割遗迹。其二、已公布的鄂登堡所劫敦煌壁画至少出于三个洞窟,一是263窟(北魏说法图一块、五代男供养人像各一身),其余二窟不明(一为隋窟,有睒子本生图;一为唐窟,有净土经变。详下文)。

同年(1993年), 张惠明氏又翻译发表了俄国学者鲁多娃的文章《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绘画收藏品》(《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其中,图版11、12为壁画男供养人像各一身,“图版说明”介绍说:“原藏莫高窟,伯希和编号第117bis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321窟。”按,此说也误,伯希和编号117bis窟为今之263窟,而今之321窟实为伯希和编号139A窟。 此二身供养人为五代重修北魏第263窟时所绘。

1996年,日本举办“丝绸之路大美术展”,笔者系广州在校学生,自然不能远赴日本观览。但有幸在一位先生书房见到配合画展印行的图册,知在这次美术展中有二件俄藏敦煌壁画。一是263窟北壁说法图,高197、宽69.5厘米。一是睒子本生,高17、长144厘米。画册日文正文(第132页)及书末日文总目录上云此睒子本生出自 124窟,时间定在隋代。唯书末英文总目录标示“124窟(436窟ω)”, 但此英文说明不为所重,《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赵声良氏《丝绸之路大美术展巡礼》,也径云出于 124窟。我们知道,124窟与两侧的 123、125窟为武周时期始建, 有壁中“万岁”年号为证。按,123窟西壁龛下现残存题记数字,内容已不明。四十年代,向达先生云“文末‘万岁三年’诸字尚可识”,今已不辨。若向达先生所记正确,此“万岁三年”即天册万岁三年,即神功元年(697年)。即使不论此年号,该窟画风也早不到隋代,何况该窟无切割痕迹。

鄂登堡在敦煌采用的是伯希和编号,伯希和编号124A、124B窟为今编435、436窟, 435为北魏窟、436窟为隋窟。2004年,蔡伟堂氏发表《敦煌壁画中的睒子本生故事画》(《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比对出124C就是今编433窟。

2、关于这些壁画的公布与研究

俄藏敦煌壁画,陆续有所公布,但极不系统。根据前揭秋山光和氏《探讨》一文,我们得知,早在1969年日本“黑海东北部游牧民和丝绸之路美术展”中就展示过三块(其中一块为263窟五代男供养人像)。1971年,日本“苏联所藏名品百件展”中展出一块,即前揭睒子本生。 1973年,秋山光和氏到苏联对敦煌壁画进行过调查,其在前揭《探讨》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二块壁画:一块是前面提到过的263窟北壁说法图; 一块为唐代西方净土经变,高101、宽79厘米,原出窟号不详。 俄藏敦煌壁画,最引人注意的是睒子本生图。我从一位先生处见到配合1971年日本“苏联所藏名品百件展”而印行的图册,知当时名曰“佛传”,时代定在7世纪。但日本友人杉野武次郎先生帮我找到秋山光和氏在展览期间写的《敦煌壁画佛教说话图》(《日本经济新闻》1971年5月21日第21版),这位著名的美术史家以其敏锐的眼光,准确判定此苏联学者认为的“佛传”,实是睒子本生。1978年,百桥明穗氏在日本《美术研究》第105 号上发表《敦煌壁画的本生图及其开展》(汉译本见台湾《艺术学》第12号,1994年,潘亮文译),径称此图为今名。1988年, 刘永增氏据日本1971年的“苏联所藏名品百件展”图册,在《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上发表《苏藏一幅敦煌壁画内容异议》,认为此图不是画册所云之“佛传”,而是睒子本生。显然,他没有看到秋山光和、百桥明穗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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