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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春文:敦煌学流光百年,历久弥新
光明日报 丨  丨 2020-12-24    访问量:  

敦煌的世界 敦煌里的中国

——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周年新书访谈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郝春文

光明悦读: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言中正式提出“敦煌学”的概念。何谓“敦煌学”?

郝春文:敦煌学是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含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民族、哲学、宗教、考古、语言、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其特征一是交叉性,二是因地命学。“敦煌学”这个名词,在陈寅恪先生之前,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1925年大阪怀德堂夏期讲座上也用过,但影响不大,并未流行,只具掌故意义。陈先生独创的“敦煌学”虽晚,因其发表在《史语所集刊》上,在中国学术界不胫而走,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

《敦煌劫余录》序

光明悦读:您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对我国敦煌学研究百余年历程做了详尽梳理。

郝春文:如果从1909年中国学者出版第一批有关敦煌学的著述算起,中国的敦煌学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9年至1949年,以193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敦煌学逐步兴起,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至1978年,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第三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我国敦煌学快速发展,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四个阶段是2001年至现在,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学者在延续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的同时,开始着力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

光明悦读:敦煌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填补了哪些空白?

郝春文:历史学方面,首先是依据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汉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公私文书的研究,改写了9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敦煌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使我们对这一时段我国西北地区历史变迁、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相互间交往有了全新认知;其次,对文献中有关唐代均田资料的深入研究,为“均田制实施与否”的争论画上了圆满句号,并对均田制的实质形成了新认识;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勾检资料的研究,填补了唐代勾官和勾检制度研究的空白。宗教史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生活的真实图景,探明了摩尼教在古代中国的传入和流行情况。语言文学方面,对敦煌俗字的研究填补了4-11世纪写本俗字研究的空白;对敦煌变文讲经文等文学资料的研究则解决了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间讲唱文学的来源问题。敦煌石窟艺术方面,历时千余年的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结合的文化遗存,使学界对4-11世纪中国美术史有了全新认识。此外还填补了中古时期写本装帧形态研究的空白。

大英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筮宅凶吉法》

光明悦读:您在新书中不止一次提出,我国已经掌握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依据何在?

郝春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在改革开放之初曾一度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学术景观。改变这样一种状况的标志,是推出了一系列在国际学界都有意义的成果。

资料整理刊布方面,中国学者编纂并陆续推出了《英藏敦煌文献》等一系列大型敦煌遗书图集,陆续公布了中、英、法、俄和部分国内外散藏敦煌遗书的图版。释文方面,中国学者陆续推出了《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等一系列分类释录文本,基本涵盖了敦煌遗书的重要类别。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编纂出版了《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敦煌石窟全集》《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等一系列记录敦煌石窟的基本资料。敦煌遗书的资料整理和刊布方面工作,几乎被中国学者垄断。

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或开创性论著。总结性著作代表有《归义军史研究》《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摩尼教及其东渐》《敦煌俗字研究》等,梳理先学、启迪来者。开创性论著代表有《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唐勾检制研究》《佛教大藏经史》《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等,每部著作都开创一个新的领域。

《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

光明悦读:掌握国际话语权的原因是什么?

郝春文:是一代又一代学人的焚膏继晷、奋起直追。一大批中国敦煌学家长期甘于寂寞、甘坐冷板凳,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埋头于资料整理等具体的学术研究,既不为世俗之功名利禄所左右,亦不为功利性甚强之学术评价体系所绑架,一心一意,醉心学术。如方广锠教授为调查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曾遍访英、法、俄、日、美等诸多敦煌遗书藏家,成为当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而默默无闻的出版人,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摄影师和编辑,在国外拍照和整理敦煌遗书时,白天上班时间忙于拍照和著录,晚上回到住处还要冲洗照片、检查拍摄质量,昼夜不分。正是由于不懈的努力,才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远远落后于日本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局面。

光明悦读: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与国外敦煌学研究相比,特点是什么?优势与不足分别是什么?

郝春文:诗经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敦煌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我们有义务比外国人研究得多一些、好一些。但我们同时也欢迎外国学者开展敦煌学研究。我们的理念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现在,我国的敦煌学在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历史地理、敦煌语言文学、敦煌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梵文、于阗文、回鶻文、吐蕃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学者还不够多,水平也与国外尚有差距。即使在我们占有优势的领域,国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选题视角等方面也能给我们宝贵的启示。让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全世界各国的敦煌学家有共同的话题和对话平台,我们和外国的敦煌学家是在同一对话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郝春文教授赴哈佛大学做关于写本斋文的讲座

光明悦读:怎样挖掘敦煌文化历史遗存背后的思想?又怎样为新时代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郝春文: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公元4世纪-11世纪的文化遗存。在这个长达700年的时间段,中国是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兴盛的国度,科学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等文化遗产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而其所蕴藏的精神,具有追求宏大和厚重、女性开放和张扬、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包容态度等几个鲜明特征,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处于领先时期充满活力的脉动。那些楚楚动人的菩萨、勇猛刚毅的天王、精美绝伦的绢画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古代文书,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向我们诉说着先人曾经创造的辉煌。而这些,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最好教材。

对敦煌古代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宝贵的启示。如我国舞蹈工作者在借鉴敦煌壁画乐舞图像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饮誉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在借鉴古代敦煌文化遗产推陈出新方面,未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无论是文学、美术还是音乐舞蹈工作者,乃至建筑学家、书法家、医学家,都可以从丰富的敦煌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并据以创造出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

(访谈由本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  郝春文 宋雪春 武绍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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