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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发言稿——苏伯民副院长发言稿
敦煌研究 丨 苏伯民 丨 2019-11-27    访问量:  

时间关系,我就谈点建议,还是建议《敦煌研究》继续保持或者加强刊登保护方面文章的力度。因为我记得,从2000年开始,《敦煌研究》出了保护专刊。然后持续了几年,现在在全国文物保护科技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可能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把保护方面的文章,分散到一年6期当中,每一期刊登的文章的数量不是太多。有时一期有一篇,有时一期有两篇,有时干脆没有。这种状况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因为大家今天上午发言的时候。几位先生都谈到一些要求。总书记来提出两方面的要求。一个要求是把敦煌研究院打造成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典范、敦煌学研究的高地。首先是要保护传承这样一项工作,那么保护工作显然在整个石窟研究保护方面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敦煌研究》第5期发表了赵院长在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研究保护弘扬事业向前发展的文章,文章提到了敦煌研究院大力推进科技保护工作,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敦煌石窟保护已由过去的抢救性性保护发展到今天的预防性保护;进一步加大力度促进敦煌文化遗产科技保护的基础研究工作。用了整整一个段落的篇幅来强调保护工作。我觉得既然从中央到我们院的业务发展的方向和重视程度对保护这领域都给予了很大的期望,也对过去的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那么我们在敦煌学或者《敦煌研究》这么重要的一个学术阵地还要有一个充分的体现。

第二个方面,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在今年和去年,我参加了两次学术期刊的会议。特别前段时间上海博物馆有个杂志《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在全国保护界影响非常大。他们有一位学者,专门对国内近20年来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保护文章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很不满意,原因就是,我觉得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无论是古代壁画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也好,还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好,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的份额和数量在全国来说不占领先,反而是一些保护工作做得不够多的大学或者研究保护机构占了可能前8名或者前10名的样子。我们自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是,我们这些年也没太强调、重视或者鼓励我们的人做很多项目和科研项目科研人员写文章,向各种杂志去投出比较好的研究文章。另一方面我们在《敦煌研究》发表文章的数量,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我却感觉在逐年减少。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不太利于我们敦煌学高地或者是保护研究典范建设方面的发展。同时,实际上也不太利于我们所做的很多工作的传播。

第三个方面,谈一谈期刊要刊登保护研究文章的一些具体内容,我偶尔也会收到《敦煌研究》给我发的一些审稿稿件。我发现,因为《敦煌研究》是CSSCI、核心期等诸多荣誉期刊,一些高校老师指导的研究生为了尽快能够毕业,他们把稿件投到了《敦煌研究》,我看到的很多文章质量很差。我们的编辑看到有些稿件可能不适合《敦煌研究》所刊载范围的时候,可以直接退稿,不用再找三个审稿人耗费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界定一些发表范围,并不是所有的保护性文章都能在《敦煌研究》上发表。那么《敦煌研究》应该发表什么样的保护类文章,我下面谈一些自己粗浅的认识,第一,期刊涵盖了丝绸之路、敦煌石窟、历史考古、史地等领域,从敦煌学角度来讲,已经不仅限于敦煌石窟壁画、藏经洞文书,我们已经把这个范围扩大;但是从保护方面来讲,我觉得我们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为特别是石窟寺壁画的保护研究,首先一定要公布一些材料组成和工艺,这方面调查既能支撑科技和历史方面的研究,也能支撑丝绸之路整个建筑史上的研究。因为文理交叉越来越深入,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提高,所得出的很多结论能很好地支撑敦煌壁画艺术史上的研究或者石窟考古学上的研究,或者其他方面的研究,比方说对于敦煌壁画上的一些题记,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工艺解析,如果这些研究结果多的话,就能串起一些脉络,丝绸之路的壁画建造史和工艺史慢慢就会积累一些资料。第二,一些科技方面的考古研究工作,我觉得也应该有所体现。关于敦煌学的考古研究,基本上是壁画内容的一些考古研究,那么按照考古学定义和其他学科研究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也不是太多。第三,这些年我们大力推进数字化工作,我们在数字化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数字化方面继承和进展,我觉得应在《敦煌研究》上有所强调。比方说,敦煌研究院数字所所采集到的200多个洞窟,但这些洞窟的信息是什么样的,这些信息能提供什么样的范围,提供什么样的详细资料,那么我们研究敦煌学的人或者其他对敦煌有兴趣的一些社会人士怎样来利用这些信息,我觉得编辑部应该关注一下,可以做为结果公布一下,或者做成工作简报。

第四个方面就是,随着技术上的进展,我们的保护工作做得很好。每年我们院承担了全国大概十六七个省的重要遗址保护任务,全国各地的一些保护的难题都让我们来做。早些年我们做西北五省,像西藏、新疆、宁夏等文物保护工作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期调查的阶段。前期调查的第一步是要做文物价值方面的评估。价值方面的评估,一方面,我们要收集许多史料,要利用科技手段;另一方面,我们还会请一些社会科学专家共同参与保护,从而我们才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如文化遗址的历史沿革、出现的问题等情况,以及一些保护技术科技方面的推进和改进。如果这些结论在《敦煌研究》上系列发表出来的话,我们逐年就会积累出一本比较厚或者说比较重要的成果,而如果不发表的话,把它们放在工作报告里,没人去看,很可惜!我觉得《敦煌研究》是唯一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新闻简报,用一页的篇幅就能把这个工作报道出来。

第五个方面就是,从“十一五”以来我们承担了大量的科技科研课题,基本上都是国家级的重大科研课题,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没在《敦煌研究》杂志上有个非常好的体现。这里的原因我觉得有两方面,其一是从我们这些从事保护研究保护的的工作人员身上找问题,其二《敦煌研究》还是应该关注一下。我们每年要关注敦煌学方面承担了多少国家重大社科课题,承担了多少重大科技方面的课题。我们在一些理科方面杂志发表论文时,包括去年最初我鼓励年轻的人员投到了国内的一些SCI杂志上,最后人家说,因为我们的研究不是国家科技课题项目,人家就不刊登,后来我们第二次投过去,标注这是国家科技课题的研究论文,人家才给发表。我们编辑部也要关注这些项目以及这些项目研究的成果,尽快主动地联系承担这些课题的负责人、重要的研究人员,在这个课题在结项的前后能够第一时间公布出来。因为国家资助的课题,在选题方面已经由多少专家认认真真审核,而经国家批准,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我们期刊关注国家资助的课题研究成果,并标注这些课题项目,对提高我刊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第六个方面就是,我希望与各位先生达成共识:敦煌的文物科技保护或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文化遗产学领域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仅敦煌学的社科研究方面,科技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应该纳入到整个大的文化遗产研究领域。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的特点和方式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差别在哪里呢?对于敦煌学的研究,大多是一个教授指导一两个学生,可能完成经过数年的研究,然后完成一个成果,最后把它写成文章;而科技方面的文章则由一个团队完成,少则2—3个人,多则4—5个人,甚至多达7—10个人。在科技杂志上发表文章,国内基本上有一个相同的做法:作者分为一个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等。通讯作者一般指老师,或者说提出这个课题目标方向,比较资深有经验的科研人员,第一作者往往是完成这项工作开展实验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最后写成文章的研究人员。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况,其中还包括一些辅助参与实验的人。我觉得在最终科研成果的归属方面,如果期刊不注明通讯作者,会有一些实际问题出现。我们杂志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我之前担任保护所的所长,我对很多的项目和课题提出过建议或者对许多大的课题提出过思路,但是如果每一篇文章都把我的名字放在首位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做法,这会影响年轻人业务方面积极地发展;同时,大家都涉及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作为年底统计的研究成果,大家都在参与,最后把成果归属在一个人上面,也不太合适,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积极性。所以,我想《敦煌研究》中自然科学研究文章能否实现通讯作者的制度。通讯作者一般在所有作者排名的最后或者中间,这样和年轻人共同拥有一个成果。我建议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请各位专家、各位同事注意到两个学科的各自特点、其研究方式和方法的差异,能够考虑到保护科技类成果的发展状况。

最后一个建议,我希望2020年《敦煌研究》能够恢复到每一期发表两到三篇保护方面的文章,为了能保这方面的文章的质量,我建议保护领域派出一位兼职责任编辑,来把关保护方面的文章,以避免你们收到文章以后,可能不太熟悉保护科技方面的的一些工作,有时找审稿人都不一定找得准。以前王院长在任的时候,我们出保护专刊时,都是几个人共同把要发的文章做一个讨论,最后才交给《敦煌研究》编辑部,所以明年能否够建立一个通畅的联系和制度。以上就是我个人在保护方面的一些建议。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多多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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