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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期“敦煌读书班”简报
敦煌研究院 丨 沙武田 李玭玭 丨 2015-4-7    访问量:  

时间:2015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2:30

地点:敦煌研究院文献所阅览室

1、主讲人:张先堂(敦煌研究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

题目:中国古代佛教三宝供养与“经像瘗埋”——兼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

摘要:首先,通过搜罗整理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境内陆续出土的佛像和经像,主讲人发现,虽然各地埋藏的经像在时代、数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埋藏对象、地点和方式上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经像埋藏”。其次,主讲人以探讨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为例,介绍了学界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几种较为流行的观点,如“避难说”——分别为避西夏人和避喀喇汗王朝、“废弃说”、“书库改造说”、“末法说”、“佛教供养法物说”和“排蕃思想说”等。另外,主讲人强调了有学者认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在北宋初期流行的“舍利供奉”之风影响下,把绢画、刺绣、纸画、社会文书、法器等物当做舍利供养物一同封闭的观点,但舍利供养不同于三宝供养。再次,主讲人认为,在中国古代佛教盛行地区,佛教造像和经卷的出土,是种普遍现象,应当进行整体考察。“经像埋藏”与战争、灭佛运动无关,它属于对佛教三宝中法宝和佛宝的供养。因为从出土地点大多在寺院遗址附近来看,这些佛教经典、造像应是北宋时佛教教团有组织、有计划地埋藏,它们或许因长期使用而自然破损或因陈旧过时而退出流通使用。“经像埋藏”在北朝时已经出现,唐代盛行,北宋初年大规模出现。最后,主讲人认为,敦煌莫高窟第16窟和它上面的365窟和366窟一起构成一组非常特殊的洞窟与塔刹的组合关系,而藏经洞则相当于塔的地宫。因此,藏经洞的封闭实则是对佛教法物的供养,是北宋时期佛教界普遍流行的佛像、经像瘗埋现象影响下的产物。

2、主讲人:石建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

题目:《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研究》

摘要:首先,主讲人通过实地调查,把在延安及周边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发现的11例僧伽造像分为两种形式的造像组合:

一、依据《宋高僧传》和《太平广记》记载的“僧伽乃是观音化身”传说所造的僧伽造像组合,有千手观音化现的僧伽造像,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左壁中央僧伽与十一面千手观音的组合图像、黄陵双龙千佛洞前壁僧伽与千手观音的造像组合等;僧伽“救旱飞雨”造像,如富县石泓寺第2窟西壁观音救八难造像龛中的僧伽飞雨图像;僧伽与观音并列造像,如安塞石寺河第3窟后壁西侧是自在坐观音造像龛,东侧是僧伽造像龛,二者对称;融合观音造像特点的僧伽像,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中央佛坛左屏壁外侧的僧伽造像,左手提净瓶,右手持杨柳枝;万佛洞左壁中央的僧伽立像右手也持杨柳枝。

主讲人认为,僧伽造像出现在黄陵双龙千佛洞的观音度化亡故父母图像中,是对宋代孝道观念盛行的反映,因为僧伽不仅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还具有和观音一样度化亡者、导引灵魂升入佛国净土的功能。而僧伽“救旱飞雨”造像则表现出延安民众对雨水的祈求,因为延安地区自古以来干旱少雨,两宋时期僧伽就被视为祈雨祷旱的主要神祇之一。

二、依据《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创作的僧伽造像组合,主要有:1.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佛坛左屏壁外侧的造像组合,如僧伽+释迦:僧伽乃是僧伽的化身;僧伽+弥勒:僧伽和弥勒佛共同下生阎浮提世界,建造化城,度化众生;僧伽+涅槃:末法;僧伽+十六罗汉:护法。左壁中央造像组合为十一面千手观音、僧伽、舍利塔和弥勒。主讲人认为,两铺造像以僧伽为主线,相互对应,表现出对末法、护法和佛国净土的强调。2.富县石泓寺第2窟后壁僧伽造像组合:上侧为弥勒、僧伽;中央为释迦手持《僧伽经》;下部为菩提瑞像、释迦和僧伽。结合富县石泓寺第2窟窟顶题记“释迦如来,花香供养;我佛当殿住三界,镇的魔军心胆碎,众多善友结良缘,过世便是龙华会”,李静杰先生和石建刚先生认为,该窟造像内容与延安长期处于宋夏、宋金战争前沿有关,借助依据《僧伽经》创作的僧伽造像组合,来影射现实社会——以佛教的末法时代指代现实的动荡不安、以对佛国净土的构建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主讲人为大家介绍了其他僧伽造像形式,如僧伽和万回、宝志及二弟子的五尊像,夹杂于万菩萨造像中的僧伽像,僧伽与二弟子的三尊像及僧伽单尊像等。

3、主讲人:王东(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馆员、博士)

题目:《吐蕃大虫皮制度若干问题考述》

摘要:首先,主讲人结合敦煌古藏文文献P.T.1287《赞普传记》、P.T.1288《吐蕃大事纪年》和《酉阳杂俎》对大虫皮的记载,认为至少在赤德祖赞时期(704—744年),大虫皮制度已经在吐蕃军中施行。另,新疆出土的木牍上的“虎兵(stag-so-pa)”字样,是指那些因英勇作战被赐予虎皮臂章的普通士兵。虎兵标志与虎皮有关,它符合《旧唐书》中为勇者授虎皮衣的记载。主讲人认为可能当时由于虎皮有限,便用臂章代替。其次,主讲人根据ITJ370《虎皮告身残卷》以及《吐蕃兵书残卷》中“(勇士)奖赏大至……告身及虎皮以下,小至‘桑尝’以上,按大律授之”的记载,介绍了几种规格的大虫皮,如虎皮袍、虎皮裙、虎皮褂、虎皮马垫、白狮皮、草豹桑踏(即桑尝)等,其中虎皮袍规格最高,草豹桑踏规格最低。最后,主讲人论述了接受者与大虫皮、告身的关系。吐蕃统治时期给有才能的贤者颁发告身,给立有战功的武士奖励虎皮。大虫皮不仅授予吐蕃人,还授给吐蕃政权中的其他各族官员。P.T.1288《吐蕃大事纪年》记载,763年担任吐蕃大尚论的囊热既被授予高规格的告身又被赐予虎皮袍。因此主讲人认为,告身制度和大虫皮制度墀松德赞时期就已经在吐蕃“大尚论”这样高级别的官员中并行使用。又,从P.T.1217《一封文告的副本》来看,至少在9世纪左右,告身制度和大虫皮制度并行使用的做法已经由高级官吏延伸到中低级官员中。吐蕃王朝衰落后,大虫皮制度在河陇地区延续下来,但它更多的是做为一种荣誉的象征。相反,吐蕃边地将领,更看重的则是告身而非大虫皮,如赞普与大臣之间盟誓时无不强调告身的重要性;僧人被授予告身的现象普遍出现;莫高窟第144窟东壁供养人题记中,在列举康公的官职时“金银间告身”位于“大虫皮”之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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