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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地理和历史
来源:敦煌研究院 丨     作者:樊锦诗 丨    时间:2010-05-13   访问量:

三、五代、宋、西夏、元时期石窟艺术

晚唐武宗、后周世宗两次灭佛使佛教遭到沉重打击;佛教各宗派已日趋衰落;唐中叶以后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趋渐衰弱,上述诸多因素影响下,敦煌石窟佛教艺术也呈衰退趋势。但五代、宋时期统治瓜(今安西县),沙(今敦煌市)的曹氏归义军政权经济、政治、外交、举措得当,宗奉佛教,设置画院与伎术院,形成了院派特色,石窟佛教艺术仍显繁荣景象。西夏、元时期受到中原绘画艺术与藏传密教艺术的影响,也不乏精品佳作。

(一)洞窟建筑形制

继承晚唐旧式,主要流行主室正壁开龛,和中心设方形佛坛的殿堂窟,五代、宋时期中心佛坛窟规模超过前代。此时还保存了宋代干德八年(970)、开宝九年(976)、太平兴国五年(980)等纪年的木构窟檐四座,它们是第427、431、444、437窟。西夏、元时期殿堂窟出现了多层圆形佛坛的形式,如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3窟等。

(二)彩塑

多遭严重破坏,仅存五代第261,宋代第55窟,西夏第246数窟彩塑。塑像题材与风格承唐代之余绪,但已缺乏唐塑之神韵。第55窟主像塑弥勒佛像三身,表现“弥勒三会”,西夏第491窟塑供养天女,都是新题材。

(三)壁画

1、五代、宋时期仍以大幅经变为主,题材内容大都一如前代,随着洞窟规模扩大,有的洞窟经变规模之大,入画内容之多,超过前代。第220窟后唐绘新样文殊、第76窟宋代绘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变、八大灵塔变等,都是新题材。但经变种类数量渐趋减少,画面格式化现象日益严重,画面榜题增多,几乎每个画面的内容,均插以墨书榜题,借助榜题文字,说明所绘内容。至西夏、元时期,大部分传统题材经变的种类进一步减少,有的已绝迹,画面更趋格式化。受中原两宋画风之影响,榆林窟第2、3、29窟所绘水月观音、文殊变、普贤变,无论人物造型、山石云气,线描赋色、结构布局、意境神韵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与此同时受藏传密教艺术的影响,曼陀罗、五方佛、明王、金刚等藏传佛教题材增多。出现藏密绘画艺术的新因素、新技法。

2、佛教东传故事画 五代、宋、西夏时期进一步发展,共有40多个洞窟绘画。瑞像画以单幅大画绘于洞窟前室通向主室的甬道顶部,如莫高窟第98、454窟牛头山瑞像及大型圣迹图。还出现经变式故事画,与其它经变同绘于一壁,如五代莫高窟第72窟的大型刘萨诃和尚因缘变相图,组合30多个内容,描述了北魏圣僧刘萨诃一生的神异事迹,又如五代第61窟五台山化现图,为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圣迹图。以五峰为主体,组合五台山数百里内灵异化现,佛教圣迹及城市关隘、店铺、道路共一百九十余处于一壁,自上而下描绘了天界、神和人交接界、人间现实世界,是一幅独特的以现实与想象结合的地图,内容丰富,意境深远,也是一幅难得的山水画。

3、尊像画 五代、宋时期出现了大幅四大天王、天龙八部、八大龙王、毗沙门天王赴哪叱会等护法题材,宋、西夏时期大型供养菩萨行列,十六罗汉图。

4、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 数量虽不多,却都是鸿篇巨制,绘于五代、宋一些大型洞窟壁面下部,以大面积连屏表现。

5、供养人画像 五代、宋时期数量进一步增加,形象更为高大。曹氏归义军政权一门五代及其姻亲、显官、属吏,还有与曹氏联姻的于阗国王、王后,甘州回鹘公主,均与入壁。如五代第98窟供养人像达160多身,组成宏大的队伍,显赫其身份,于阗国王像高达2.92米。至西夏、元时期,出现了党项羌、回鹘族、蒙古族供养人像,有国师、贵族、官员,体格魁梧,身材高大,身着不同民族的服饰。

6、图案艺术已趋式微 纹样过于规整和程序化。五代图案继承唐代余风,多绘团龙藻井,井心莲花中多绘团龙,井外多卷草纹,回纹边饰。宋与西夏浮塑施金的团龙藻井,有一龙、二龙、四龙、五龙。还有团花藻井,花中画交杵和法轮,井外边饰以回纹、卷草纹、白珠纹为主,元代除沿袭西夏遗风,还有井心绘六字真言,大日如来等,图案艺术也反映了世俗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以及藏传密教的影响。

五代至宋初,即曹氏政权前期的壁画艺术,犹存唐代余风。山水画、故事画、肖像画,巨幅壁画有独特成就,在画院画师或画行画匠的带领下,使公式化的经变形成了统一风格。壁画人物肌肉丰腴、设色热烈、线描豪放有变化,但失之粗糙简率。至宋代,即曹氏政权后期,经变内容更趋贫乏空洞,人物神情呆板,千篇一律,色彩单调贫乏,线条柔弱无力,缺乏艺术生命力。

西夏壁画初期,继承曹氏画院规范,后来在进一步汉化基础上,产生了兼有中原风格和党项民族特征的人物造型。

元代艺术为迥异的两种风格,一种以莫高窟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第61窟炽盛光佛为代表,采用铁线描、折芦描、游丝描、丁头鼠尾描等多种线描造型,设色清淡典雅,这是中原传入的汉密风格;另一种以莫高窟第465窟萨迦派壁画为代表,人物形象有印度、尼泊尔人特征,铁线描挺拔秀劲,色彩多用青、白、绿等色,敷色厚重,这种线描和色彩并重、神秘、怖畏、冷艳的风格,来自藏传密教。

四、敦煌石窟艺术的珍贵价值

敦煌石窟艺术,大多以佛教经典为依据,但佛国世界的创造,与现实生活发生密切关系,要摄取现实生活为素材,佛国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射。历经一千年创造的敦煌石窟艺术,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一千年古代社会的生活,展示了一千年内涵丰富的文化。所以敦煌石窟不仅是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而且也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宝库。我们从历史、艺术、科技三个方面简述敦煌石窟的珍贵价值。

(一)历史价值

敦煌石窟营造及其历史过程,敦煌的悠久历史,当地有影响的世族与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围民族与西域的关系,在历史中没有或很少记载。敦煌石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还保存题名结衔。供养人像和题记,生动、丰富、真实地提供了许多历史状况和历史线索。使我们了解了与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营建史有密切关系的阴、索、李、翟、张、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他们相互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与周围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复杂关系,他们营造敦煌石窟的史实。都是研究张、曹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珍贵资料。还使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拓拔鲜卑、吐蕃、吐谷浑、回鹘、党羌、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敦煌的活动,各民族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他们的文化艺术;反映了唐代的仪卫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归义军政权的管制等。

本生、佛传、福田经变、弥勒经变、宝雨经变、楞伽经变及供养人题记,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经济生活的状况。如农牧业方面,有耕作、收获、捕渔、家畜饲养、狩猎。庄园收获图和寺院收获图,告诉了我们唐代“庄园”与“寺院”经济的消息。手工业方面有锻铁、酿酒、制陶、纺线、织褐、皮匠、制鞋、画匠、伎匠、塑匠、纸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银匠、弓匠、踏碓师。商业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银行、木行、弓行等。据藏经洞文献记载,称“匠”者共有二十余种。将壁画与藏经洞文献结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面貌。

法华经变、涅盘经变提供了古代军队操练、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战图,及兵器装备的宝贵形象资料。

敦煌壁画中保存有属于体育属性的资料,如骑射、射靶、马技、跃马、相扑、角力、举重(举象、举钟)、奕棋、投壶、武术、游泳、马球、蹴踘等。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过往胡商、汉贾必经之地,也是从事丝绸贸易与中转之地。壁画中描绘了中原与西域商人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往,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北周第296窟福田经变,一边是高鼻深目的胡商,牵着载有货物的骆驼,另一边是骑马的中国商人,赶着满载货物的毛驴,相遇在桥上。同时也透出了古丝绸之路经商贸易的艰难险阻的消息。如隋代第420窟法华经变,商队赶着满载丝绸的骆驼和毛驴,路遇大批武装的强盗,商队的财货被抢劫一空;唐代第45窟观音经变,一群胡商赶着毛驴,载着丝绸在山谷中遇到了强盗。

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外交往来、文化交流之路。敦煌壁画也有图像的记载,如唐代第323窟描绘了出使西域的西汉使臣张骞;五代、宋第98、454窟描绘了出使印度的唐代使臣王玄策;中唐、五代、宋的第231、237、98、61、72窟描绘了西行求法和活跃于河西走廊的名僧刘萨诃,莫高窟第126窟、榆林窟第2、3、29窟刻画了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事迹,东来传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会、佛图澄在唐宋的第323、9、108、454窟也有描绘。

古代社会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民情风俗场景在壁画中无处不见。盛唐到西夏时期的弥勒经变普遍绘画了嫁娶图,表现了佛经所言,弥勒世界人寿八万四千岁,“女人年五百岁,尔乃行嫁”的内容。图中表现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广泛流行两种不同的婚俗,一种是受汉人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方行聘娶婚,即男方行聘,迎娶新娘,回家成婚;另一种是西域民族风俗,男就女家行礼,行入夫婚。壁画中的嫁娶图细致地表现了婚礼场面的设置:在庭院搭设帐篷,宴请宾客的礼席,围设新婚夫妇拜堂的帐帷和新婚夫妇居住的青庐。还表现了婚礼仪式的全过程:新郎迎亲、乐舞助兴、拜堂成礼、莫雁之礼、共入青庐,举行洞房同牢合卺之礼。又如自北周至宋代的故事画微妙比丘尼、善事太子入海品、佛传、涅盘经变、表现了古代的丧葬习俗,描绘停棺为亡人举哀,出殡送葬、殡葬的丧葬过程;还描绘了行后土之祭,构置坟茔(修筑坟墓四周围墙)、设圹埋葬、地面起坟(堆土堆)的土葬埋葬方式。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画,大都是佛教内容:如彩塑和壁画的尊像,释迦牟尼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各类经变画,众多的佛教东传故事画,神话人物画等,每一类都有大量、丰富、系统的材料。还涉及到印度、西亚、中亚、新疆等地区,可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传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等等,对研究敦煌地区佛教史和中国佛教史都是极其宝贵的资料。

(二)艺术价值

敦煌石窟营建的一千年历程,时值中国历中上两汉以后长期分裂割据,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统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颠峰而式微的重要发展时期。在此期间,正是中国艺术的程序、流派、门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与佛教艺术传入后,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的佛教理论与佛教宗派,佛教美术艺术成为中国美术艺术的重要门类,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绵延千年,内容丰富,数量巨大,其艺术形式既继承了本土汉晋艺术传统,吸收南北朝和唐宋美术艺术流派的风格,又不断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亚、西亚的艺术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又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绘画美术的门类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画都有千年历史,自成体系,数量众多的特点,都可成为独立的人物画史、山水画史、动物画史、装饰图案画史。特别是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即10世纪以前如此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所未见的。

敦煌壁画中有音乐题材洞窟达200多个,绘有众多乐队、乐伎及乐器,据统计不同类型乐队有500多组,吹、打、拉、弹各类乐器40余种,共4500多件。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也有曲谱和其它音乐资料。丰富的音乐图像数据,展现了近千年连续不断的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为研究中国音乐史,中西音乐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石窟大多数洞窟的壁画中几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舞乐场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乐舞、民间宴饮和嫁娶舞乐;有经变中反映的宫廷和贵族燕乐歌舞场景;有天宫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飞天的舞蹈形象,供养伎乐等。还有藏经洞保存的舞谱及相关资料。舞蹈艺术是无法保留的时空艺术,古代的舞蹈形象,我们现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称舞蹈艺术的博物馆,保存了无数高超的舞蹈技巧和完美的舞蹈艺术形象,代表了各时代舞蹈发展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

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十分丰富的建筑史资料。敦煌壁画自十六国至西夏描绘了成千成万座计的不同类型的建筑画,有佛寺、城垣、宫殿、阙、草庵、穹庐、帐、帷、客栈、酒店、屠房、烽火台、桥梁、监狱、坟莹等等,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组群建筑,有单体建筑。壁画中还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部件和装饰,如斗拱、柱坊、门窗、以及建筑施工图等。长达千年的建筑形象资料,向我们展示了一部中国建筑史。可贵的是,敦煌建筑资料的精华,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间建筑的面貌,填补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资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时期,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构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宝贵建筑实物资料。

(三)科技价值

本生、佛传故事画、弥勒经变、法华经变,有许多耕获图,表现一种七收的内容。图中展现了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间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农夫一牛拉犁、二牛拉犁(二牛抬杠)耕地,妇女持装籽种的篮子播种,头戴笠帽、手持镰刀的农夫,收割成熟的庄稼,男子抡连枷打场,男子以木杈、木锨,女子用簸箕、扬篮扬场等。壁画中还逼真地描绘了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除上述提到的工具之外,还有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耙、锄、铁锨、扁担、秤、斛、斗、升,特别是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中出现的能调节耕作深度的曲辕犁形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农耕工具的唯一的珍贵图像数据。

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枢纽,在壁画上不仅留下了商旅交往的活动情景,还留下了宝贵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资料。他们有牛、马、驼、骡、驴、象、舟、船、车、轿、舆、辇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车辆类型各异,牛车有“通幰牛车”、“偏幰牛车”、敞棚牛车,马车有驷车、骆车,还有骆驼车、童车、独轮车等,特别是保存了中国为世界交通工具做出独有贡献的独轮车、马套挽具(胸带挽具和肩套挽具)、马蹬、马蹄钉掌等珍贵的图像数据。

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五百盲贼得眼皈依故事画,表现了骑着战马的骑兵,与身穿裤褶的步兵(强盗)作战的场面。画面上画出了马铠,它是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古称具装,或具装铠。第285窟马铠的形制齐全,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鞍后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反映了汉代已有的具装,到北朝时期已发展为完备成熟的保护装备。马铠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为世界军事装备所做的独有贡献。敦煌保留了珍贵的图像数据。

隋至西夏的尊像画、药师经变中的佛、菩萨、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绘画了玻璃器皿,有碗、杯、钵、瓶、盘等器型,它们呈透明、浅蓝、浅绿、浅棕色,器型、颜色与纹饰表现出西亚萨珊风格或罗马风格,说明了这些玻璃器皿是从西亚进口的。壁画不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艺的特点,还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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